嘉靖三十三年正月，六科给事中、张思静各杖四十，原因是元旦贺表中万寿字未抬。（《明通鉴》卷六十）

颜钧，是明代的进步思想家，受业于王守仁。明朝政府认为他的思想诡怪狂妄，下南京狱，几乎被杀，多亏门徒罗汝芳“破产救之”，被充军。

梁汝元也是明代的进步思想家，受业于山农。他曾在家族内试行一种空想社会主义，影响颇大，四方之士纷纷效仿，最后被下令逮捕，死于狱中。（《明儒学案:泰州学案》）

【明神宗】

著名的进步思想家李贽，对儒学思想进行了犀利的抨击，在他的著作《藏书》、《焚书》中抨击孔子，流传极广，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和欢迎，万历三十年，礼科给事中张问达上奏，对李贽进行诬蔑，将其下狱，死于狱中，年76岁。他的书多次被焚毁，天启五年又焚毁一次，但是仍然通行不衰。（《明神宗实录》卷369）

万历七年，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编修高启愚主持应天乡试，曾出题“舜亦以命禹”。万历十二年，御史弹劾他意在阿附已故宰相张居正，劝进受禅，大不敬，高启愚于是被削职遣回原籍。（《含山堂别集-科试考》）

【明熹宗】

魏忠贤专权时，扬州知府刘铎，不满魏忠贤，作诗赠扇，有“阴霾国事非”字样，被逮治。（《明史-万璟传》卷245）

附录:揭穿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谎言——读陈学霖考证后的收获

有制造谎言的人，必定有相信谎言的人，这也是铁律。相信谎言的人，并非一定认为谎言是真的，而是愿意谎言是真的。所以许多“明察秋毫”的人会对一些只要略动脑子，稍加考察就可以揭穿的妄诞不经之谈深信不疑。人们借着一些“事实”发自己的议论，表现着自己的深邃睿智、悲天悯人，仁慈正义的品格，体验着居高临下，审判历史，臧否人物的快感。历史上风云叱咤的人物，在口中笔下乖乖的听任摆布，被戴上定性的帽子，画上小丑的油彩，这样的快感，是赛过喝酒吸烟，可以让一些人暂时忘却现实中的压抑猥琐，感到兴奋战栗、毛孔扩张、浑身舒畅的，所以兴致勃勃、唾沫横飞，不觉厌倦，乐此不疲。如果这时候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借以发议论的事实是假的，站不住脚，是谎言，这就煞风景，扫兴了，让他们觉得不快，甚至恼羞成怒。他们宁愿忘却对谎言的揭穿，继续躺在谎言上面，发着他们的议论。

我觉得在所谓朱元璋文字狱的问题上，就可能是这样的情形。

满清制造的文字狱，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事实清楚，有他们自己的档案做证，延续一百四十多年，奴才们的奏折，皇帝的批示，各各显露着谄媚的凶虐，恣肆的残暴，还隐约以这样的凶虐残暴作为功绩而骄傲。朱元璋制造文字狱，却不一样，疑点太大，没有可靠的证据，但似乎成为了定论，流传广，相信者多，其中不乏知名学者如吴晗顾颉刚之类。还每每有人以此作为借口，明清合论，甚至用来开脱满清文字狱的残暴罪行。

我一直对所谓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说法感到怀疑，但苦于知识匮乏，无力透彻反驳。但后来看到一篇王春瑜写的文章《功夫文章学子书》，是介绍研究明史的美籍华人学者陈学霖，才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原来早就有人进行了这方面的考证。

王春瑜说“学霖先生的这些研究成果，对明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海内外有相当一批明史著作，包括影响巨大的吴晗《朱元璋传》，述及明初文字狱，都依据赵翼《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等资料。说朱元璋炮制“表笺之祸”，……并由此而给朱元璋下结论:‘其初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学霖先生对此未敢轻信。……经学霖先生考证，徐一夔寿终八秩，何尝死于明太祖刀下？来复涉嫌与胡惟庸同党而死，亦与文字狱无关。如此等等，所举证据，均确凿、过硬，堪称铁板钉钉，有力地廓清了明初史研究中的几重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