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机场主体工程结束,2003年1月,机场全面验收。只剩下最后一关口岸申请,王学文就被卡死在这里。“就差海关总署,”王学文2006年给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宋法棠写信,海关总署于是批了三个月的试飞期,“手续还没办齐全,三个月就到了。我算过,再找海关总署,最多也就再批三个月,头三个月得亏进去200万……官员就坐在那里一本正经地给你念(规定),你不打点打点,这本经就给你念到底,我当时真想坚持下来啊,但是中国国情太复杂了……”
他也曾经和当时的市委书记秦玉德盘算着,我就不管了,我飞了再说。“结果也没敢这么做,”他叹了一口气,“我们都是毛泽东时代教育出来的,就想着没申请下来,不能飞!”
王学文还听说,一位处长放出话来:除非是国务院副总理说话,不然不可能批。后来,又有北京的“社会人”找到他:给300万,保证能批两年,王学文犹豫半天,试探着说要给,恰逢那位放话的处长退休,此事又不了了之。
但是,即便没有“命中注定”地押宝机场,转型也是势在必行。“苏联解体后,大家都对形势、对潜在风险缺乏预料,90、91年时,(俄方企业)履约率还有70%-80%,到92年下半年,能有50%就算不错,到93年,20%都不到了。”王学文曾与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局合作,向俄罗斯出口2700吨白砂糖,车皮过去了,钱没回来,运输局起诉他,他为局里几个朋友考虑,庭上直接认输,卖了哈尔滨市的13套商品房还钱了事。
“以前俄罗斯人特别讲诚信,只有挨骗的份儿,1991年以后,中国的外贸公司竞争激烈,竞相压价,互相拆台,俄罗斯人也开始骗人,一车货同时卖给五六家中国公司,最后你就找不着他们了。”孙书林说。到1993年以后,绥芬河2 300多家外贸公司黄了2000家,其兴其亡仿佛都是一夜之间的事,倒是那些单打独斗的倒爷们,凭着力气、眼力和冒险精神(当然包括灰色通关),继续往俄罗斯“倒包”,并成就了一批新富豪。“现在绥芬河有几个亿万富翁,我做边贸的时候,他们还都是孩子呢。”王学文感慨。
有人在总结30年中国企业发展时说,几乎所有重大机遇都是政治变革的伴生品。显然,政策的好运气没有一直伴随着王学文。对于王学文自己来说,他的概括恐怕没有那么精妙:“我就是见不着吴仪啊!我要是见到了,我要好好说说。”
说这话时,已经是2008年的8月,下午的凉风摇晃着办公室关不严的窗户,吹在王学文满是皱纹的脸上。
王学文不会再做贸易了,把四川的厂子处理好以后,他打算和俄罗斯谈一个实业项目。当年那些做边贸公司的,很多人亏了,一些被赶下海的公务员,试试水也就游回了岸边;另一些继续在海里扑腾的,现在临近退休,也想讨回公务员的名分 ——“前不久还刚解决了一批呢!”一位政府人员说。
成功者多属于那些既有运气也有远见的人,他们早早地在俄罗斯设立了店铺;或者是那些赢得信任的人,他们经受住了1990年代初“认人不认公司”的大淘汰。
“倒包”仍在继续,绥芬河火车站每天的国际列车进站时,仍都能看到那些把编织袋紧压到不可能再有任何空间的倒爷,在进站口制造小小的繁荣图景——现在,他们打个的,跑满全城也只要花5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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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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