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潮

《外来妹》

翁纯贤，第一代打工妹比起后来的农民工，在发展空间上有更多的机遇。

建国初期，中国的人口流动和迁徙并不受行政限制。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城市的大门对农民关闭。198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 ”，20多年严苛的城乡隔绝体制终于有所松动。此后几年间，大批农民向乡镇转移。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沿海地区的开放，农民涌向沿海的大城市。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打工潮呈波澜壮阔之势。

翁纯贤 第一代打工妹的26年

“刚刚来的时候，一个月的工资大概80多块，等于当时我父母两个人的工资”

本刊记者 郑廷鑫 发自深圳

深圳？那是靠近资本主义社会的地方

在蛇口工业区的高楼大厦中，翁纯贤开着车穿梭在如棋盘般交错的大街小巷上，对每条路每栋建筑每块地皮的前世今生都烂熟于心。

“这是招商银行最早的总部，那是陆氏以前的工厂，后来被TCL收购了……”穿过一片1980年代的旧楼，是一栋4层的小楼，楼层中间种着翠绿的植物，在钢筋水泥的城市中让人眼前一亮，楼下的星巴克里坐满懒洋洋的人们，“这就是我们以前凯达玩具厂的厂房，后来翻新过，现在属于招商局地产的，正准备建一个蛇口创业园，以后做办公楼。”

再转一个弯，钻进几栋旧楼里，“这就是我们以前的宿舍，我们是第一批住进来的人。我以前就住在门口晾着红衣服的209房，都不知道那个房间到现在住过多少打工妹。”所有景象不再“若只如初见”——第一次住进这里的时候，翁纯贤只有18岁。如今，26年过去了。

那是1982年的4月30日晚上，大巴把120名从汕头来的女孩带到了这里。第二天早上起来，一个姐妹睁开眼一看就哭了，第三天就走掉了20多人，不到三个月，同来的120人，就剩了不到80人了。“当时周围全是杂草丛生的荒地，整个深圳就是一个大工地。”但是，翁纯贤和她们想的不一样，“一到这里我就说，我不会离开这里的，当时汕头最好的招待所也没有这里的厂房漂亮。到处灯火通明的，好像一个新的天地一样。”

在此之前，翁纯贤刚刚高中毕业，考不上大学。那时，没有考上大学的人，要么到生产组去工作，要么等着顶替父母的工作，她就在亲戚家的小作坊当学徒工。有一天出门，在大街上看到一张蛇口工业区凯达玩具厂招聘女工的启事。

“大字报上写着，香港凯达公司要在深圳蛇口开玩具厂，招高中毕业文化程度(相当于香港初中文化程度)，我就是冲着香港初中文化程度这句话去的。因为我有很多亲戚在香港，舅舅姑妈的，他们都说过香港的教育水平很高，就想去试一下。那个年代还没有见过有这样招工的，也是闲着没事，就报考了，以为没有找关系走后门，肯定是没希望的。”没想到，考完试后的一天，有人敲响了她家的门，来者自称是街道办的，通知她，“你被凯达玩具厂录取了。”

家里的哥哥首先反对。在读大学的哥哥眼里，“深圳是靠近资本主义社会的地方，资本家都是在剥削工人。”在香港的外婆也急忙发来电报，警告她，跟香港老板打工太辛苦了。所幸的是父母没有反对，还劝说外婆，“再怎么样也总比上山下乡好。”于是，赶不上上山下乡潮流的她，登上了另一辆向着时代大潮开去的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