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 改变命运的九次机会(组图)
2008年09月25日 09:49南方人物周刊 】 【打印

三年时间身家超千万

1992年的绥芬河是这样一个地方:它有自己的国旗班,每天和首都北京一样举行升旗仪式,尽管它的人口只有几万;城市中心有一个广场,广场四周的街灯,都是从天安门“退役”后重新上岗的;它的出租车多是北京吉普,起步价达到1 0元,但人们似乎见怪不怪。

这一切暗含了已当选市长的赵明非和北京非同寻常的关系,回忆起赵,绥芬河人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他确实改变了人们的观念”,王学文的说法更直白:赵明非给绥芬河人洗了脑,给公务员松了绑。

1992年5月,市长赵明非带着一件夹克、两个饭盒、一套取自宾馆的牙具、一台小收音机,和他母亲从北京捎来的蜂王浆,上街摆地摊去了。“头一天晚上就通知了电视台,”赵明非当时的秘书孙书林说,“到了现场,工商局的人还喊了一嗓子:赵市长摆地摊了,大家快来买呀!”

赵明非的“摆摊秀”是中国下海潮的一个缩影,《变化》的作者凌志军在书中列出了一个当年下海名人的单子:薄熙成、李宁、黄婉秋、张海迪、韦唯、那英、刘晓庆、陆文夫、王朔……他写道:“几乎所有的禁令都被取消了。政府可以办公司,学校可以去赢利,教师可以兼职,官员可以做买卖,倒卖紧俏物资的人可以合法地从中牟利。一个省的检察机关公开声明:对回扣、提成和兼职收入,将不追究法律责任。另一省的工商部门跟着宣布,谁要是想办公司,可以不必申请营业执照,也不必缴纳管理费……党的方针和百姓的意志能够弥合无隙、同舟共进的日子,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比人们想象的要少得多:5 0年代初期有过一次;80年代初期又有过一次;现在到了1992年,是第三次。”

那时候赚钱也容易,王学文曾在格城(格罗捷阔沃)看到了一架古色古香的电话机,俄罗斯卖主开价50美元,或者一套阿迪达斯的运动服,“一套阿迪才几个钱啊?我们这边到处都是仿制的……”事实上,在苏联日用品匮乏的大背景下,载满中国货的火车,往往还没到达目的地就已经清空——每一站的站台上,都挤满了抢购者。

整个绥芬河为此陷入了疯狂,王学文说,那时候就“看不到闲人”,除了上学的学生,所有的人都在为边贸奔忙。有和王学文一样三天两头奔俄罗斯做易货贸易的,有腿脚勤快的去“拼缝儿”,全城4万来人,据说最高峰时有1万多“拼缝” 者。这些蚂蚁大军,每日游走在火车站和各边贸公司之间,散布新闻,带来各种供求信息。这一年,绥芬河有2000多家外贸公司,有人开玩笑说,在街上随便扔个石子,就能砸到一个经理。就连家庭主妇们也放弃了电视机和电视剧,她们把“渴望 ”落实在了行动上——租床位卖商品,1989年,青云市场一个1米宽的床位租价不过2000元,几年后就涨到了数万。

公务员也不例外,摆摊之后,赵明非推出了7小时工作制——为了方便公务员业余时间经商。另一个颇具意味的动作是机构精简,他甚至取消了宣传部,把它和文化局合并为社会文化局。“赵明非精简机构,让官员随时可上可下,把官位弄得不值钱了。”秘书孙书林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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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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