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笔生意看到20万的利润
1984年的中国流传着两句顺口溜。在南方,老干部们参观完深圳特区后,常常要放声痛哭: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在北方,人们酸溜溜地说起南方: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价格双轨制下,谁能搞到批条,谁就能用价差赚到大钱,中国的首批暴发户,就是在“倒爷”中诞生。
这一年,37岁的王学文在黑龙江省的交通运输系统转了一圈后,回到老家呼兰县继续干国企。他18岁当兵,做宣传工作,到1982年转业时“再不想搞理论”,因为觉得自己像喇叭筒,“今天说对了明天又批判”,翻来覆去,实在“浪费生命”。
他属猪,有占卜者说他命中注定要搞交通。回呼兰国营运输公司不久,他就把通过交通部低息贷款购来的四台俄产拉达轿车包给了个人,这种出租车业的“大包”在黑龙江还是首例,他因此被指为拿共产党的钱给私人发财。他不为所动,“我是根据中央在农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精神办的。”或许是因为他在交通系统的人脉,或许是因为这一步走得还不算太超前,他过关了。
这一年8月19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在头版刊登了只有134字的新华社消息:
新华社哈尔滨8月18日电(记者张持坚)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8月10日到16日由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力安陪同,到黑龙江省嫩江、黑河、伊春、密山、绥芬河、牡丹江等市、县进行了视察。视察期间,胡耀邦同志就边防工作、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工作同当地的地方和部队同志进行了座谈。他还到一些边防哨所慰问了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记者被要求在稿件中回避考察的具体内容,但“中苏关系破冰”的信号已经发出,只是,要在若干年后,人们才能从史料和当事人的回忆中,窥见更多的细节:
8月16日,胡耀邦来到绥芬河,对南方特区羡慕不已的当地官员,把开展对苏边境贸易作为主要问题向总书记进行了汇报,并试探性地提出,“上面说对苏关系要不冷不热,我们下面很难操作。”胡耀邦给出的回答是: “不冷不热,是中央对苏的政策,你们下边要越热越好。”
心领神会的地方官员,随后以“丰收不忘朋友”之名,把1000斤西瓜送到了国境线那边的格罗捷阔沃,对方在请示莫斯科后,收下了这意外的礼物——“西瓜外交”获得成功。
1987年,经贸部授予绥芬河市对苏开展贸易及经济合作的权限,王学文远远地嗅到了商机。同年底,他从正局级干部位置上下海,真正当起了“企业家”——而就在几年以前,这还是一个贬义词。
王学文先后在东北开办了好几家小公司,做过亚麻、木材、饲料生意,在绥芬河,他选择的是开酒店。小公司先后黄掉,酒店也不怎么赚钱——打白条的太多了,“倒是在当地交了不少朋友”。
如同当时的物价,整个1987年和1988年沉浸在一种转型期的浮躁之中,人人都想找门路发财,而中国显然还没有做好迎接一个利益分化贫富分野时代的准备。王学文下海之初对阻拦他的朋友说:“我倒要劝你们早点儿跟我走,不然,有一天共产党的政策养活不了你们,你们再找我,我可不要!”虽然不怎么挣钱,好在绥芬河“不排外”,他留了下来,等待中苏边贸向个人放开。
绥芬河易货贸易的黄金期起于1988年,当时全市只有一家国营边贸总公司有外贸经营权,后来由政府做主,其他 17家国营公司也“分享”这项权利,是为“一顶帽子大家戴”。戈尔巴乔夫访华后,中苏关系日渐正常化,“同志”的称呼也被重新提起,越来越多的私人企业开始参与外贸,于是这顶“帽子”也越拉越大。
1990年,王学文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绥芬河百货商品进出口部”,按照当时副市长赵明非制定的政策,交了30 万注册费,挂靠在总公司下。他很快就做成了第一笔贸易:用不到一车皮的壁纸换回了三车皮的旧电机,“第一笔生意看到2 0万的利润。”
编辑:
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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