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振华抓住了机遇，他的中诚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承接了许多业务:从为三峡工程设计融资方案开始，先后担任杏花酒厂、中国有色、武汉中百、伊利实业等众多企业改制和上市的财务顾问；山东华能项目成为中诚信第一个在纽交所成功上市的项目……

1994年下半年，中国的资本市场走向低迷，中诚信的业务也随之陷入了低谷。毛振华遇到了创业以来的第一个冬天，股东们的投票几乎让他离开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

此后，他在香港呆了三年，任香港某上市公司的副总裁。去香港之前，他跟对方谈了条件，就是中诚信这边的职务他必须兼着。三年间，工资加奖金加期权，毛振华拿到了一千多万。“这笔钱是我能把中诚信买回来的一个必要条件。”

1998年，朱镕基总理的施政承诺中有一项是“用三年时间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他采用的办法是“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而实施的战略就是坚决地“国退民进”。

在这种大背景下，中诚信的12个股东选择了渐进的退。“一点一点买回来中诚信的股权，从最初的10%，到现在 60%的股权，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毛振华笑着说，“我是捡了一个大‘便宜’。”

距离国家越来越远

中诚信是自己的了，在2000年的时候，毛振华将公司的资本由2000万增至8000万。增资扩股完成后，毛振华觉得很困惑，最初创办公司是想为国家做点事情，因为公司的资本都是国资背景的，觉得自己还是国家的公职人员，现在看来，自己距离国家越来越远。

“我们没有觉得自己一辈子都会做商业，是可以流动的，因为国资背景的企业领导人和官员之间的身份转换很容易，实际上很多人也是如此，”这个不抽烟，不喝酒，喜欢清谈的湖北人总觉得自己还可以再回到体制内。

正当毛振华觉得自己与国家的距离越来越远的时候，一盆冷水，浇了下来。

1999年，中纪委对毛振华进行了调查。他告诉记者，那个时候的调查，用现在的词语，叫“双规”。调查进行了一段时间，没有什么结论性的东西。但这次调查对毛振华心里造成很大冲击，“在中国做商人，太不安全，模糊的东西太多。 ”

但在之后的8年间，毛振华把中诚信锻造成中国信用评级领域的领头羊。在他看来，与穆迪成立合资公司，就说明中诚信的业绩受到了这家国际上著名的信用评级公司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