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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例子是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新中国成立不久，建筑学家梁思成和陈占祥提交了著名的“梁、陈方案”，建议保留北京旧城，另外辟地新建一个首都的政治中心。显然，他们的建议大得反感，立刻被否定。到了1957年，陈占祥被打成右派，而梁思成却因为有彭真的保护，得以免遭厄运。作家萧军也是得到了彭真的“关照”才免于成为右派。
张僖在《只言片语——中国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中说：“丁玲在被划成右派以后，因为她是全国妇联的执行委员，听说邓颖超、康克清还都委婉地说了些好话。但丁玲还是被划成了右派……当作协宣布丁玲同志为右派的时候，丁玲同志自己也举起了手，表示同意对自己的结论。”
当年周扬、邵荃麟等还是“庇护”了一些人，如：“舒群同志本来是要被划成右派的，但周扬坚决不同意。周扬说：‘你们开除他的党籍都可以，但不要把他划成右派！’舒群于是没有被划成右派，躲过了这一劫难。” 又如：“韦君宜和黄秋耘没有被划成右派……在党组讨论划右派的会议上，邵荃麟同志极力主张不划韦君宜的意见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有人主张划黄秋耘右派的时候，刘白羽认为不划韦君宜而划黄秋耘是没有说服力的。邵荃麟也表示赞同。”韦君宜没有被划成右派，她还试图“庇护”黄秋耘和刘绍棠。韦有幸被胡乔木“庇护”了，胡是她在延安工作时的老领导。
另外，还有一些“土政策”起了作用。汪静之在晚年的自述中说：“后来反右了……我问邵荃麟和郭小川，贴了我许多大字报，怎么没有划右派？他们说，查过你的历史，解放前没有反党言论。如果解放前有一次反党言论，解放后有一次，就划右派，或者是解放前没有，解放后有三次，也划右派，如果是两次，就算思想错误……”汪静之在作协会上提过一次意见，在人民日报社的会上又说了一次，在文化部的会上不高兴说第三遍了。“邵荃麟、郭小川说，那次你如果发言，就是右派了”。
还有胡耀邦。当时的团中央宣传部部长项南、《中国青年报》社长张黎群等都有被打成右派的可能，但却被胡耀邦(团中央第一书记)保了下来。相反，党外的傅雷先生等，以及党内的陈沂、潘复生等，就没有这样幸运了。据周而复的回忆：当年在上海，柯庆施要划傅雷为右派，周而复(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上海作协党组书记)根据中央的政策，认为傅雷属于“可划可不划”的范围，恰好周扬赴上海听取汇报，柯庆施同意了“二周”的意见，于是市委派柯灵通知傅雷可以过关了。没想到，正当傅雷高高兴兴做了检讨，准备卸下“包袱”时，柯庆施却变卦了——他独断乾纲，拍板把傅雷定为右派！
也有惊心动魄的例子，如古人《剃头歌》所唱的：“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当年南京军事学院一位中尉助理员王文昌，署名“少校政委”，给《八一杂志》投去一信，反映其老家山东农村的生活状况，有类似梁漱溟此前的“九天九地”之言论，结果被彭德怀定为“毒箭”，人也被查了出来，划为右派。不曾想，未数年，庐山之上的彭德怀元帅也被打成“右派海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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