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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毅仁、章士钊、冯友兰：“擦肩而过”
在反右运动中，出于“统战”需要，对一些人进行了特意“保护”。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出：“对一部分人批评从严，处理从宽，如荣毅仁等。”
荣毅仁是“红色资本家”的代表，他在被“点名”之后，随即表示：“感谢党在我危险关头向我大喝一声，使我能猛醒回头”，“如果不是这一次党大喝一声，我就有可能成为右派分子的俘虏”。此外，还有民主党派“九三学社”社长许德珩，此前围绕“取消大学党委制”，他也有一份。不过，对他的批判(“重大错误”、“右倾”等等)总算是“雷声大雨点小”，此后他安然过关。“北洋余孽”章士钊当时也有右派之虞，据说他为此曾给毛泽东写信，后来毛指示说：章士钊的批评虽然言词过激，但用意还是好的。于是无事。
最不可思议的是，早被毛泽东教训“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的冯友兰先生，在1957年刚开始就提出一个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抽象继承法”。无疑，揆以常情，谓其为右派言论已足够。然而，他竟躲过了此劫。
1957年3月，冯友兰受邀列席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当时毛泽东还请冯友兰发言，并说：“好好鸣放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4月11日，冯友兰受邀赴中南海，毛泽东夫妇请客，另有嘉宾金岳霖、贺麟、郑昕、周谷城、王名方等几位大教授。后来在反右时，他们都受到了某种保护。
1957年反右运动的关口，冯友兰正在出访东欧途中。待他回国，已是汹汹之势。后来他听人讲，当年他提出所谓的“抽象继承法”，中共内部的人认为他和贺麟是向马克思主义猖狂进攻，只是毛泽东听了，叫他们不要这样说。
关于一向有“王者师”气象的哲学家冯友兰为什么没有成为右派，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即当时北大哲学系已内定他为右派，关键是寻找一个由头，于是北大党委找他征求意见，冯友兰却木讷不言，结果与右派“擦肩而过”。
梁漱溟、俞平伯、沈从文：“死老虎”的好处
反右之前，梁漱溟曾公开向毛泽东“叫板”。他和毛有“老关系”。此后，梁漱溟铩羽，几乎噤口不言，但是人们并没有忘记他。反右正酣时，1957年6月至7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人大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会议上发言，他说：与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由来已久，如1953年就有人发表过“工人与农民的生活是九天九地之差”的谬论。由此，联系梁漱溟和中共在历史上的恩怨(特别是在1946年内战将爆发时充当“调人”角色)，如夏衍曾在一篇怀念周恩来的文章中这样不点名地描写：“1946年在南京，当国共谈判濒于破裂，全面内战即将爆发的关键时刻，一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背着中共代表团，背着民主党派中的左派，向马歇尔提出了一个极端不利于我党我军的所谓‘调处’方案。当周总理看了这个‘民主人士’交来的文件之后，平时总是春风满面的总理，在他浓眉下的那双锐眼发出了愤怒的光芒，指着那个背信弃义的‘朋友’大声地说：‘过去人家说你是伪君子，今天我说你是真小人！’”于是，我们大可以设想：这一次，梁漱溟能逃得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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