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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决定命运”，这大致是不错的。当年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杨述(韦君宜的丈夫)嘱咐北京当红的四位青年作家林斤澜、邓友梅、刘绍棠、从维熙“带头鸣放”，结果其他三位都成了右派，林斤澜却“忌走极端，亦忌稀泥”，完身而退。其实，这并非是他有什么“政治智慧”——所谓“可遇而不可求”，简直可以说是“运气”。
毛泽东发话：《大公报》的王芸生就免了吧
说到反右运动时的各大报纸，当时受到沉重打击的有《文汇报》、《光明日报》、《新民晚报》等，然而过去以“右”著称的《大公报》却表现得十分沉稳，其主持者王芸生也没有四处“鸣放”，于是落得个平安无事。至于党报《人民日报》，也由于社长邓拓把得紧(正是“死人办报”)，没有在报上胡乱“鸣放”(从5月8日起，奉命刊登了许多“鸣放”意见)，相比较而言，损失就小得多。
其实，《大公报》社长王芸生当时也受到严厉的批判，并且眼看就要被划成右派。有一天，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打电话给《大公报》中共党组负责人，说“不要给王芸生划右派了”。社内的一些激进群众听到此事，还去中宣部“抗议”，指责说：为什么不让给王芸生划右派？对此，王芸生自己也颇为纳闷。直到1960年，他才从杨东莼那里得知，原来是毛泽东发话：“《大公报》的王芸生就免了吧。”
王芸生的儿子王芝琛以为：其父能够“幸免于难”，依据王芸生自己事后的揣测，毛泽东所以保他乃是因为重庆谈判时他与章士钊曾建议毛泽东实行“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以及1944年6月“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时，毛泽东于席间曾对《大公报》记者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王芸生的女儿王芝芙则提供了另一种说法，即在“大鸣放”时，王芸生因在文化部学习哲学，因此免以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发表“右派言论”。然而，此后在新闻界的批判会上，王芸生却并未得以免受炮轰。就在王芸生即将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时候，《大公报》旧人曹谷冰奉命来“宣旨”(“反复向其交代”)：“只要在那些问题上做些检查即可过关。”(至于哪些“问题”，文中并未交代)王芸生感到突然，欲询问之，曹谷冰以不知内情而不语。后来王芸生在大会上做检查，如此这般，终被人“搀扶护送”而出，“事情就算完结了”。但是此后王芸生却惴惴不安：自己是《大公报》的灵魂，“如何被轻易放过了”？
后来，中共与王芸生之间的联系人杨东莼告诉他真相，即王芸生的过关乃是领袖的示意。然而，王芸生闻之却甚为不安，并且感到“内疚”。为什么？他为自己在检查中“不得不涉及到老朋友”而内疚，“从此闷闷不乐”，患上了糖尿病。
当年《大公报》记者刘克林之子刘自立后来还说：王芸生的无恙，仍是当年毛泽东说过一句关键的话，即：徐铸成的《文汇报》，储安平的《光明日报》，两家“民办”报纸已成“右派”，《大公报》就放他一马吧。
傅鹰：最应该成为右派的人却没有“入籍”
反右中属于高级知识分子的学者，有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以及人文学者的不同。前者，其研究内容一般来说没有什么“阶级属性”；后者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人世社会，则麻烦得多，比如一些学科如社会学、法学等，后来竟因此被取消，至于其中一些批判型知识分子或学者，更不得不在各自的生命历程中一再领受托尔斯泰所谓“在清水里浸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的“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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