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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铭枢
马寅初呢？当时刘少奇、陈伯达等都在公开场合或指名道姓或不点名地批判了马寅初。反右运动掀起之后，他理所当然地被提及。有人说他是“借人口问题搞政治阴谋”，也有人说他的《新人口论》是“配合右派向党进攻”。然而他有惊无险，这可能与他有过历史上坐牢的“资格”、首先倡议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以及在反右开始后反对取消高校党委制等言论有关。至于后来康生布置批判马寅初，说他是“马尔萨斯的马家”、“要像批判美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来批判马寅初”，并在北京大学和全国掀起围剿马寅初的高潮，那毕竟是后来的事了。1958年5月3日，周恩来曾约请正遭批判的马寅初谈话。此后，康生主张将马寅初补划为右派，中共中央统战部为此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说：“马寅初是中国第一个经济学家，是北京大学教授，国内外都有相当大的影响。他是爱国的，坐过国民党的牢，出来后同我们合作；日本投降后，反饥饿、反内战的示威游行，他跟学生一起上街，走在队伍前面。这一段历史，是不能篡改的。对马寅初不能定成右派。”
张奚若：毛泽东认为他是“好人说了错话”
民主党派领袖之中，先后“落马”的有陈铭枢、黄绍竑等。
反右之后，1959年7月10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的小组组长会上讲话。他说：“张奚若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陈铭枢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我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有什么不好呢？去年1900个项目，搞得多了一些，现在改为788个，不是很好吗。我还是要好大喜功，比较接近实际的好大喜功，还是要的。偏听偏信，就是要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左中右，总有所偏，只能偏听偏信无产阶级的……再过10年到15年赶上英国，那时陈铭枢、张奚若这些人就没有话讲了。这些人，希望他们长寿，不然，死了后，还会到阎王那里去告我们的状。”
后来，毛多次提及此事，并反复引用两人的语言。
说毛泽东“好大喜功”，有陈铭枢，有张奚若，然而两人后来的处境截然相反。陈铭枢因“公然诬蔑毛主席”，受到多次揭发和批判。
张奚若(曾任教育部部长，后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批评中共执政以来有“四大偏差”，为什么他说了却平安无事？因为他是辛亥革命元老，又被视为“特殊”人物。抗战时他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每逢开会便仗义执言，批评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新政协”会议上，是他建议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
李维汉回忆说后来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曾不点名地批评了张奚若：“这话(即所谓“好大喜功”等)讲得也对，中华民国成立三十几年，蒋委员长搞了二十几年，只给我们留下四万吨钢，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与会的张奚若从座位上站起来，拄着手杖说：“主席，说这话的是我，我向您自首。”毛随即说：“我知道，你和陈铭枢不同，你是好人说了错话，我不划你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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