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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鹰说过上述那些话，但也说过中共“认路比我认得好，我自然跟着他走。但是，党到现在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有摸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就是把我们当自己人”、“我一生的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国翻身，现在这个希望实现了，所以我拥护这个政府”这些话。
除了毛泽东的两次“钦点”，傅鹰作为自然科学学者，也是他“幸免”的原因之一。此后傅鹰不仅没受到处分，相反还被提拔为北大副校长，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特邀委员。据说在“池浅王八多”的北京大学安排傅鹰当副校长，是当时中宣部“大阎王”陆定一的建议(“文革”中毛泽东称中宣部为“阎王殿”，曾发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号召)。
周恩来、彭真、胡耀邦、张闻天“庇护”了一批人
反右运动其势汹涌。不过一切事物一旦具体化之后，就会呈现不同的结果。专家学者济济一堂的文化部文物局，在反右中居然没有一个右派，这是局长王冶秋保护的结果。当时文化部下达给文物局的“右派指标”有三个，而此前因“鸣放”有了问题的是谢辰生、陈明达、顾铁符三人，但王冶秋却为之多方开脱，以致负责文化部反右领导工作的一位副部长对王冶秋甚为不满，但也只好把王训斥一番了事。
又如中国人民大学的李新先生写回忆文章《反“右派”亲历记》，开篇就说：当年“若没有吴老(即校长吴玉章)的帮助和保护，我必定被打成了‘右派’，那么后半生的我将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然而“他虽然救了我，却救不了许多他爱惜的人才。甚至连他的一个外孙女婿，因为不在身边(在河北工作)，被打成了‘右派’，他也救不了。”此外，出于某些因缘，有没有人“罩”着，结果很不一样，如反右时章伯钧遭批判，农工民主党的张申府先生在会上说：“伯钧过去一直是左派，现在怎么成了右派？”这样一句话，使得张申府也被划为右派，好在此前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是张申府，有人以为“由于周恩来的关照，申府先生的‘右派’帽子，后来很快摘掉”了，在“文革”中，也以“不戴帽的右派”来看待。(章立凡：《历史尘封的哲人——记张申府先生》)其实，当年如周恩来，也有出于无奈的时候，比如他本来欲加以“保护”的聂绀弩、周颖夫妇以及吴祖光、萧乾等，最后还是被划为右派。据萧乾夫人文洁若回忆：周恩来反右时曾有意保护萧乾、吴祖光，他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文艺界人士时特意点了两人的名，并称之为“同志”。然而吴祖光专案组听说后，恐怕又要翻案，立即贴出了吴是右派的海报。
萧乾曾说：“周总理并不是认为右派划得越多越好的人。”
又比如中共前任总书记张闻天，或许由于自己的经历，他也以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出名。1957年7月，奉周恩来总理之命，张闻天主持外交部反右运动领导小组会议。当时他认为：对于即将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来说，这涉及他们的“政治生命”，为慎重起见，须重新审查。此后，张闻天主持处理外交部的反右运动，他反复强调要特别慎重，不要把一般认识问题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可划可不划应尽可能不划，实在不行就划成“中右”或“严重右倾”。张闻天还十分惋惜地表示：外交部的所谓右派，多为“秀才”或“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干部”(如他曾经提到的外交学院的王绍坊等以及乔冠华、龚澎夫妇手下的关在汉、浦山、曹棉之、李肇新等)，后来在他的干预下，许多“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从劳改农场调了回来，重新安排了工作；至于其中的“著名人士”，他建议给予“冷处理”(拖过运动的高潮)，并加以适当的保护。由于张闻天的努力，外交部这一知识分子成堆的部门相较其他类似机关，右派少得多。也因此，当时外交部的反右遭到了非议。3年后，张闻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罪状”之一，就是所谓“包庇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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