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铭枢张奚若说毛泽东"好大喜功"的历史真相
2008年05月18日 09:32国际在线 】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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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鹰说过上述那些话,但也说过中共“认路比我认得好,我自然跟着他走。但是,党到现在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有摸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就是把我们当自己人”、“我一生的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国翻身,现在这个希望实现了,所以我拥护这个政府”这些话。

除了毛泽东的两次“钦点”,傅鹰作为自然科学学者,也是他“幸免”的原因之一。此后傅鹰不仅没受到处分,相反还被提拔为北大副校长,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特邀委员。据说在“池浅王八多”的北京大学安排傅鹰当副校长,是当时中宣部“大阎王”陆定一的建议(“文革”中毛泽东称中宣部为“阎王殿”,曾发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号召)。

周恩来、彭真、胡耀邦、张闻天“庇护”了一批人

反右运动其势汹涌。不过一切事物一旦具体化之后,就会呈现不同的结果。专家学者济济一堂的文化部文物局,在反右中居然没有一个右派,这是局长王冶秋保护的结果。当时文化部下达给文物局的“右派指标”有三个,而此前因“鸣放”有了问题的是谢辰生、陈明达、顾铁符三人,但王冶秋却为之多方开脱,以致负责文化部反右领导工作的一位副部长对王冶秋甚为不满,但也只好把王训斥一番了事。

又如中国人民大学的李新先生写回忆文章《反“右派”亲历记》,开篇就说:当年“若没有吴老(即校长吴玉章)的帮助和保护,我必定被打成了‘右派’,那么后半生的我将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然而“他虽然救了我,却救不了许多他爱惜的人才。甚至连他的一个外孙女婿,因为不在身边(在河北工作),被打成了‘右派’,他也救不了。”此外,出于某些因缘,有没有人“罩”着,结果很不一样,如反右时章伯钧遭批判,农工民主党的张申府先生在会上说:“伯钧过去一直是左派,现在怎么成了右派?”这样一句话,使得张申府也被划为右派,好在此前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是张申府,有人以为“由于周恩来的关照,申府先生的‘右派’帽子,后来很快摘掉”了,在“文革”中,也以“不戴帽的右派”来看待。(章立凡:《历史尘封的哲人——记张申府先生》)其实,当年如周恩来,也有出于无奈的时候,比如他本来欲加以“保护”的聂绀弩、周颖夫妇以及吴祖光、萧乾等,最后还是被划为右派。据萧乾夫人文洁若回忆:周恩来反右时曾有意保护萧乾、吴祖光,他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文艺界人士时特意点了两人的名,并称之为“同志”。然而吴祖光专案组听说后,恐怕又要翻案,立即贴出了吴是右派的海报。

萧乾曾说:“周总理并不是认为右派划得越多越好的人。”

又比如中共前任总书记张闻天,或许由于自己的经历,他也以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出名。1957年7月,奉周恩来总理之命,张闻天主持外交部反右运动领导小组会议。当时他认为:对于即将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来说,这涉及他们的“政治生命”,为慎重起见,须重新审查。此后,张闻天主持处理外交部的反右运动,他反复强调要特别慎重,不要把一般认识问题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可划可不划应尽可能不划,实在不行就划成“中右”或“严重右倾”。张闻天还十分惋惜地表示:外交部的所谓右派,多为“秀才”或“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干部”(如他曾经提到的外交学院的王绍坊等以及乔冠华、龚澎夫妇手下的关在汉、浦山、曹棉之、李肇新等),后来在他的干预下,许多“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从劳改农场调了回来,重新安排了工作;至于其中的“著名人士”,他建议给予“冷处理”(拖过运动的高潮),并加以适当的保护。由于张闻天的努力,外交部这一知识分子成堆的部门相较其他类似机关,右派少得多。也因此,当时外交部的反右遭到了非议。3年后,张闻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罪状”之一,就是所谓“包庇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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