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席房间出来，到陪大姐回住所，我脑子不停地转，可就是想不出一点办法。

大姐一直处于兴奋状态，睡到床上了还一直说个不停，如果突然插进一个毫不相干的安眠药问题，非得把事办砸不可。于是，我只好在一旁静静地躺着，偶尔说一两个字表示我在听哩。至少她现在还没有想到吃安眠药，真要吃了，我再制止不迟。两张床相隔不过两三尺，彼此的一举一动，互相都看得清清楚楚。

当她又一次提到主席的生活时，我不经意地问一声：“大姐，你觉得毛主席的变化大吗？”

“别的都和以前一样，就是老多了。”她回答说，“我看他很疲倦，烟抽得很厉害，安眠药也吃得很多。”

听她提到了安眠药，我灵机一动，立即抓住这个话题不放。

“是呀，主席太忙，休息不好，听说要吃两次安眠药才能入睡哩。”我紧接着说，“尚奎也是这样，工作一紧张，没有安眠药就睡不着觉。”我像忽然想到似地说：“对了，听说大姐在主席那里拿了几瓶安眠药是吗？能不能给我看看主席吃的是哪一种，我好给尚奎搞一点。”

大姐待人一向很客气，而且我们之间交往很多，已经建立了感情，所以听我这么一说，马上找出那三瓶安眠药，侧过身递给我，说：“你看嘛，就是这种。”

“这种呀，我还未见过哩。”我接过安眠药，边看边说，然后坐了起来，侧过身去说道：“哎，大姐，这药给我好不好？我给尚奎吃吃看，不知效果好不好。”

“好嘛，你拿去就是了。”大姐说。

我暗暗地嘘了一口气。

第二天一早我给小封挂了一个电话，告诉他安眠药已经拿到了，请主席放心。

彻夜长谈

大姐给了我安眠药之后，又继续谈下去，从她和毛主席在井冈山结婚，到延安的家庭风波，从在苏联的苦难生活，到回国后的种种遭遇，几乎无所不说，而且越说越兴奋，越兴奋越说，思想情绪处于高度的亢奋之中，整整地说了一夜。

“我是1928年在永新和主席结婚的，当时还不满19岁。”

大姐记忆美好的往事时，眼里闪耀着灼灼光华。“不过，我并不是一个对革命一无所知的小姑娘。”她说，“大革命时期我就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大姐说，1925年她才16岁时，就参加了“CP”（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年就转为“CY”（共产党）。北伐军进驻永新县时，根据党指示，她加入了国民党。后来，以这种身份成为国民党县党部的委员、妇女部部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永新大批共产党员和农民领袖被捕，她当时正在吉安做妇女工作，于是积极参加营救被捕同志的组织工作和打开永新县城的武装斗争，后来又亲手击毙了两名攻城的敌人。当反动派纠集大批兵力反扑时，她毅然随宁冈农民自卫军撤到井冈山下的茅坪。她就是在这里头一次见到毛主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