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间，贺子珍从上海到了南昌，住在三纬路一幢经过修缮的二层小洋楼里。她一到，我便陪同尚奎前往她的住处看望。她的情绪不错，说了许多客气话，对省委的安排很满意。因为她是长征老同志，省委决定让她享受省委副书记待遇，为她配了一名炊事员、一名司机和一部小车；因为她身体不好，还专门配备了一名护士。

还是住在上海的时侯，贺子珍就患了精神分裂症，时好时发。到江西之后，反反复复，发病多次，而且复发的频率越来越高，复发的症状越来越严重，她的体质也就急骤地衰弱下来。发病时，她疑虑、恐惧，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总认为有人要谋害她。发得厉害时，不吃饭，不喝水，别人送来吃的东西，也要埋在树下，怀疑有人在里面下了毒。实在口渴了，就趁身边没人时用手捧自来水喝。有一回，她竟几天不吃不喝，身边的人慌了手脚，医生也一筹莫展。尚奎非常急，要我去看看她，一定要设法让她吃点东西。

我急急忙忙赶到她家，一看她那样子，眼泪不禁夺眶而出。这那里是我们的贺子珍大姐呀！只见她蓬头垢面，面黄肌瘦，两眼呆滞，木然而坐，简直是换了一个人。我连喊两声大姐，她只是点点头，一句话也不说。我左劝右说，要她吃点东西，保重身体。她摇摇头，一声不吭。看来，这样磨下去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怎么办呢？我和她面对面坐了一阵子，脑子不停地转悠，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于是我说了几句宽慰的话，便告辞出来。同时示意她的护士送我出来。

“你想法子让大姐出去走走。”我对护士说：“然后‘无意地’走到我家里来，我们再来劝她吃点东西。”

“我试试看。”护士说。

这位护士很负责任，对大姐也很有感情。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贺子珍果然在护士的陪同下到我家里来了。

我像往常一样热情地接待她，问这问那，也不管她回答不回答。然后似乎不经意地说：“哎呀，大姐，我还没有吃早饭呢，你陪我吃一点好不好？”

见她没有说话，我便让厨师端上饭菜，又把她拉到我对面坐下，使她能看清我的每一个动作。我先盛好自己的饭，再帮她盛一碗；每样菜我都先吃几口，评说几句，再请她吃。她注意到我盛的是一个锅里的饭，样样菜我都尝了，这才慢慢地吃了一碗，喝了一碗汤。饭后我又如法炮制，使她喝了半杯茶。尽管我一连吃了两顿早餐，胃部很不好受，但心里挺高兴的。我毕竟使她吃了点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