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写作班子文学组面临着撰写大量重点批判文章的任务，人手不足，决定再从上海电影系统调集“笔杆子”，他们是《大众电影》编辑部主任杨振龙，海燕、天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辑蔡建平、赵志强、范维珩等。“战斗”最紧张的时候，还动员一些友邻的“秀才”协同配合，如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茅盾研究者叶子铭，当时被《内刊》调来撰写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文艺的文章，适值国内大批判打响，就动员他一起撰写批判文章；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汤大民，当时是上海文学研究所所长郭绍虞的研究生，也被调来撰写批判“毒草”片的文章；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胡锡涛，工作岗位是《内刊》文学组的干事，也由市委写作班子文学组安排撰写批判《早春二月》的重点文章。借调来的作者还有戏剧家协会的王一纲等。市委写作班子文学组的全盛时期，总共有二十来人。

历史组成立的时间和文学组大体相仿，成员有朱永嘉、王知常等。早在复旦时期，他们就组合撰写关于讨论“乾嘉学派”的文章，引起石西民的注意，把他们调到丁香花园成立历史组，撰写有关我国疆域的反修文章。以后，戚本禹在北京发表《评李秀成自述》一文，认定太平天国名将李秀成为“叛徒”，引发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以后，上海写作班子历史组的几位笔杆子支持戚本禹的观点，写了文章，参与论战，最后毛泽东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历史组的文章也得到了肯定。

文学组和历史组原来是各管各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也没有严密的组织生活，领导也比较松散，如叶以群当了文学组组长以后，强调作家协会那边工作忙，自己要看《上海文学》的稿子，又要写评论文章，没有空到丁香花园来，就让文学研究所的学术秘书王道乾有时来看一下，只是蜻蜓点水。所以，就由当时组织比较严密的华东局《内刊》党支部顺带管市委写作班子的党、团组织生活。有一次汤大民与上海作协文研所来的戴厚英开玩笑，称她为“才女”，戴厚英还之以“才子”的称号。这种调侃式的玩笑话传到《内刊》支部书记林学渊的耳朵里，他一本正经向《内刊》副主编周原冰作了汇报。一天，周原冰来到丁香花园东楼，把写作班子的人召集起来，郑重其事的告诫大家不要搞低级趣味，要做“战士”，不要做“院士”。大家只好听训，不敢出声。

因为这个原因，接替石西民主管市委写作班子的张春桥就和宣传部长杨永直商量，把两个组（文学组、历史组）的党员编成一个支部，以后又增加了哲学组和自然辩证法组。哲学组的成员有从华东政法学院哲学系调来的郭仁杰，从市委党校调来的程绮华、谢宗范等。自然辩证法组的成员有从市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调来的沈竹、科委调来的李宝恒、社科院调来的纪树立等，都是党员。由徐景贤担任写作班子的支部书记，郭仁杰担任副书记。

写作班子党支部进一步扩大，组织关系隶属市委宣传部总支部。写作班子的“战斗任务”，由市委书记直接布置，选题文稿也由书记审查；写作班子的党团员组织生活，由宣传部总支部管理。这样，市委写作班子的领导关系、组织关系等等，总算正式确定了。当1965年初姚文元来到市委写作班子以后，写作班子又全力以赴，配合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