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有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就是从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到基层单位，纷纷调集“无产阶级的笔杆子”和“秀才”，成立自己的写作班子，以各种各样大批判写作组的名义，撰写形形色色的批判文章，或发表在中央和地方的报刊上，或刊登于本系统的内部刊物及墙报上。

这些写作班子中较有影响的如：“丁学雷”、“罗思鼎”（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笔名）、“梁效”、“柏青”（清华、北大写作班子的笔名）、“初澜”、“江天”（文化部写作班子的笔名），还有“池恒”（《红旗》杂志写作班子）、“唐晓文”（中央党校写作班子）等等。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也在空军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在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遭受迫害压制的同时，这些参加大批判的“笔杆子”和“秀才”们却备受重视、十分吃香，形成强烈的反差。

◇　写作班子成立的背景

上海市委写作班子成立于1964年，和中央提出的反对国际国内修正主义思潮的背景和任务密切相关。从1960年中苏关系紧张开始，中央为了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战、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把一批中央级的“秀才”调到北京钓鱼台，撰写反修文章，到1963年为止，总共写出九篇文章——《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这些中央级的“秀才”，包括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中联部副部长王力，中宣部副部长姚溱，《红旗》杂志副主编范若愚等，另有陈伯达，乔冠华等人参与部分工作，这可以说是解放后中共党内第一个最高级别的写作班子。

1961年，剧作家孟超创作的鬼戏《李慧娘》上演，杂文家廖沫沙写了一篇《有鬼无害论》，为鬼戏辩护，毛泽东看后提出了批评。1962年8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指责小说《刘志丹》“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1963年初毛泽东观看京剧《李慧娘》，作出了要对“鬼戏”进行批判的决定。同年2月，江青在上海锦江饭店会见张春桥，提出要“破”，要批判《海瑞罢官》、《李慧娘》等鼓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的戏剧；同时要“立”，建议改编沪剧《红灯记》为京剧。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改进和加强剧目工作的报告》和《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点名批判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

这一年的5月，毛泽东提出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如不警惕，“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1963年7月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提出：“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至此，国际国内两条战线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同时展开了。

上海在意识形态领域批判“封、资、修”的任务中，充当了“先锋”的角色。1963年新年，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出席在上海延安西路200号文艺会堂举行的文艺界新年团拜会，他在会上提出“大写十三年（1949～1962）”的口号，他说：“今后在创作上，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

江青对柯庆施的举措赞赏有加，她对张春桥说：“上海比北京好得多，有柯老挂帅，可以成为‘基地’。”随后，柯庆施指示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有江南“四才子”之称的俞铭璜，写了一篇《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批判孟超的鬼戏《李慧娘》和廖沫沙的辩护文章《有鬼无害论》，用“梁璧辉”的笔名，发表在5月6日的文汇报上，文章犀利，引人注目，打响了揭批“三家村”的第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