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团政委宋任穷在回忆录写到：

1935年元旦的次日，由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政治委员杨成武同志率领部队强渡乌江，准备抵贵州北部后，夺取遵义、桐梓。干部团奉命派出特科营工兵连参加搭浮桥渡乌江的任务。

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江，两岸高山望不到顶。陈赓、韦国清同志亲自率领特科营工兵连，星夜急行军六十里，赶到江界河渡口，砍竹、伐木、扎竹排。由于乌江水深流急，河底石头大而光滑，桥桩难以固定，几次被急流冲走。工兵教员谭希林和何涤宙同志，对架桥很有经验，他们想了不少办法，最后用竹篓装石头，两个竹篓上下扣住，中间用硬木架成十字，捆绑结实后沉入河底，以此代锚，才固定住了浮桥。经过艰苦战斗，终于克服了器材缺，工具少，军情急，时间紧的种种困难，把浮桥架到了乌江对岸。我中央纵队和各军团迅速渡过乌江，直下遵义。

上干队队长萧劲光在其回忆录中写到：在这样一条水深流急的大河上架桥，是一项既危险又需要较高技术的艰巨任务。上干队的教员何迪宙被调去进行技术指导。何迪宙在国民党军队里曾任过工兵团团长，到红大任工兵教员。他在架桥等土木作业方面，在当时称得上是个专家。在中央苏区时，他在会昌、罗坊、兴国、瑞金、于都架了不少桥；以后过金沙江、大渡河时，先头部队都曾把他请去，研究能否架桥。

萧劲光不但说明何涤宙“被调去进行技术指导”，而且充分肯定何在中央苏区以及长征中架桥的功绩。

耿飚，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具体负责搭设乌江浮桥。他在回忆录中也写到：

刘伯承总参谋长集合我们立即架桥。我抓了个饭团在手里，与杨力一齐向工兵连走去。工兵连几个干部正在那里犯愁，看到我走来，都不吭声，显然，架桥方案还没搞出来。在此之前，他们还专门去请教了工兵专家何迪宙。

何迪宙也在为架桥犯愁，他指着桌子上一大堆中外教科书说：“我已听过侦察员的报告，情况也知道，我查了日本的、英国的资料，在流速超过每秒两米的河面上，不能架桥。而且，我们现在什么架桥材料、设备也没有。”

我说：“现在不是能不能架，而是必须架的问题。我记得你们在会昌、罗坊、兴国、瑞金、于都，架了不少桥么，那些困难都能克服，难道在乌江这里就束手无策了?”

耿飚对何涤宙的评价并不高，甚至让人感觉有些书呆子的味道，但耿飚同样承认何涤宙“架了不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