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连绵不绝的枪声在中国持续了几十年。开国将帅们的战创记录就是他们的战争史

开国将帅们身上的累累战创，反映了时代的风云变幻，也揭示了战争的残酷无情。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社会灾难深重的时代，是翻天覆地的时代。开国将帅们大多出生于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他们的上半生———亦即青年和壮年时期，几乎与20世纪上半叶并轨而行。

开国将帅们最早的战创记录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时期。1916年3月中旬，为支持云南护国军在川南战斗，24岁的刘伯承率领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攻克丰都城，截断长江交通，阻止袁军对四川的水陆增援。在激烈的战斗中，他连中两弹，其中一颗从右太阳穴穿眼而过，把他的右眼珠打飞了。一位德国医生为他动手术时，刘伯承为了保护脑子，坚决拒绝使用麻醉药。德国医生用颤抖的手摘除了右眼球，又把周围的坏肉一刀刀挖去，刘伯承浑身冷汗，咬紧牙关，没吭一声。手术后，德国医生见他手握的椅柄汗水下滴，问：“痛吗？”刘伯承回答：“才70多刀，小事！”德国医生问：“你怎么知道？”刘伯承说：“你每割一刀，我都在心中数着。”德国医生大为惊讶：“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外科医生，第一次遇见像你这样勇敢的人！”

在戎马生涯中，刘伯承先后负伤9处：左脚一处；颅顶一处；右眼一处，不幸失去右眼；右腿股动脉一处，险些丧命；左臀部一处；左腿受伤，损及神经，一度不能行走；右腿侧面一处，弹头入肉，情急之下，自己咬牙用手指抠了出来；左脚侧边一处；右手侧面一处。叶剑英曾诗赞刘伯承“遍体弹痕余只眼”。

辛亥革命后，连绵不绝的枪声在中国持续了几十年。战争破坏了刚刚走向社会的开国将军们的安宁生活，破灭了他们“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康美梦。红军时期是开国将军们负伤最多的时期，我采访的开国将帅们身上的弹创大多数是在红军时期残留下的。

红四方面军每个连队都有一名旗手，也叫打旗兵。红旗飘到哪里，官兵们就要冲到哪里。罗应怀中将就是在打旗兵的岗位上负了三次伤，两只手和一条腿都落下了残疾。他比划着说：“我这只手打成两截，没有接好，短了这么多。这只手也中了弹，残废了。一条腿也残废了，一颗子弹飞过来，打在子弹袋上，打进去这么深，弹片是我自己拔出来的。”将军当打旗兵时才15岁，他说：“打旗兵的工作最危险也最光荣。那时的打旗兵活到革命胜利的只有我一个。”

梁兴初中将夫人任桂兰告诉我，将军9次负伤都是在红军时期：参加红军的第二年，在第二次反围剿中负伤，伤愈后任排长；任副连长时两次负伤仍坚持作战，获红星奖章一枚；任连长时一颗子弹从左腮穿透头部，血流满面；任营长时先后两次负伤……梁兴初将军在红军时期6年的战斗中，从战士到团长，负了九次伤，升了九级，正好是一个伤疤一级军阶。

谭政大将曾回忆过长征路上红军大学第一期开学时的情况。第一期学员共1063人，分为一、二、三科。第一科为军团、师级干部，第二科为团、营级干部，第三科是连、排职干部。谭政将军进入了第一科，这一科最为引人注目，招收的38人虽然人数最少，但质量高，全部是红军的高级干部，有罗荣桓、罗瑞卿、彭雪枫、陈光、杨成武、刘亚楼、刘震、王平、莫文骅、耿飚、贺晋平、陈士榘等和林彪、黄永胜。科长是陈光，政委是罗荣桓。这些同志平均年龄仅27岁，都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平均每人身上就有三处伤疤。

开国将帅们的战创记录就是他们的战争史。龙书金少将是我军绝无仅有的断臂兼短臂将军。乍一看，他的左手手臂与正常人没什么两样，手腕、手掌、手指，和正常手一样灵活自如。但你仔细看，就会发现这条手臂竟像丝瓜吊在藤蔓上似的吊在肩膀上，可以前后旋转，可以上下伸缩，却抬不起来。将军的左上肢在抗战时打断了，上臂和下臂里面的骨头是分离的，只有皮肉连着，因此，整个左手手臂比原来短了五分之一。将军对我说：“那时候天天打仗，怎么固定啊？我这上下两截骨头接了又断，断了又接，总是连不好。”就这样，1939年受伤后，将军用两块小木板夹住左臂，吊在脖子上，跃马挥枪，南征北战，整整打了十年仗，从关内打到关外，从东北打到海南岛，从抗日战争一直打到解放战争。

开国将帅们一生大半时间在战场，从辛亥革命算起，大多有30多年的战斗经历。最初为推翻清王朝而战，以后是向军阀宣战，国共两党分裂而内战，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及新中国成立后局部的边境战争如中印边境自卫还击战、中苏边境之战、中国南疆边境之战等等。经历战争的时间之长、次数之多、规模之巨与惨烈程度，都属罕见，短兵相接、贴身肉搏、面对面拼刺刀，称为“浴血奋战”、“身经千战”也毫不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