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替代

保拉的生活中没有爱情，她一辈子都没有结婚，也从未和某个男友一起露面。

1920年，保拉和哥哥阿道夫重逢。一年后，兄妹俩再次见面。“我们一起去了林茨附近父母的墓地，”保拉说：“这是他的建议。然后我们在林茨告别。他回到慕尼黑，我回到了维也纳。”1923年，保拉第一次出国旅行，她去了慕尼黑看望哥哥。阿道夫·希特勒此时已经是慕尼黑的一个知名人物。他成了德国纳粹党的领袖，大权独揽。他如果在慕尼黑哪家啤酒馆露面，哪里就是一派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的景象。纳粹党内活动的大笔开支，还有哥哥乘坐的豪华轿车等等，都让保拉感受到哥哥阿道夫所过的生活很富有。但阿道夫没有想过要把保拉留在慕尼黑，让她在纳粹党的某个办公机构帮忙，或者替他管理家务。保拉自己也没有这个想法。

后来，阿道夫·希特勒策划慕尼黑暴动事件失败，妹妹保拉只是通过奥地利的报纸关注此事。她也没有和姐姐安吉拉一样，去监狱看望阿道夫。兄妹俩只限于偶尔书信来往，或者寄张明信片。直到1929年，情况才有所改变。阿道夫让外甥女格丽代为通知，他要邀请全家人去纽伦堡参加纳粹党的党代会。格丽给家人寄了入场券。于是，所有人都来了：姐姐安吉拉带着她的另外两个孩子列奥和艾尔弗里德，哥哥阿罗伊斯和妻子海特以及儿子威廉·帕特里克，保拉以及老家林区的几位姨妈。这是20年来希特勒一家第一次家庭团聚。

希特勒这个姓氏在她的生命中砸的第一个窟窿是1930年8月2日，保拉被迫辞去了奥地利联邦保险机构的职务：“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了我哥哥是谁。”保拉失业了，没有任何收入。困境中，她不得不又去慕尼黑找阿道夫。“他表示十分理解我的处境，并向我保证，他将来会负责我的生活。”阿道夫用钱来解决问题：他自此每个月给保拉汇250马克生活费。1938年奥地利并入德国后，他每月给保拉的钱增加到了500马克。这笔钱虽然并不特别丰厚，但却超过当时一个普通工人的月收入。

保拉·希特勒的生活这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34岁的她不再有固定的工作。她成了一个没有职业的提前退休者。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她去世。她从维也纳舍恩伯格大街52号搬到了盖斯特豪夫大街26幢3号的一处寓所。她的生活自此完全依靠她的哥哥阿道夫。和从前一样，她还是很少见到他，一般一年见一次面，或者是在她去上萨尔茨山别墅住上一两个星期的时候，或者去慕尼黑和柏林参加庆典活动，去拜罗伊特看瓦格纳歌剧，或者去参加纳粹党的党代会等场合碰到哥哥。

除此之外，保拉只是通过报纸和电台了解阿道夫·希特勒的各种消息。通常，他每年会给她寄一张或两张明信片，写上几句不冷不热的问候，圣诞节的时候，偶尔给她寄一笔钱。曾经有一年圣诞，阿道夫给她寄了3000马克。

1936年，阿道夫·希特勒邀请他妹妹去观看加密什的冬季奥运会。兄妹俩在观看比赛的现场见了面。这年冬奥会在2月6日至16日举行，运动员在滑雪、速滑、花样滑冰、冰球和山坡冰道划撬项目上争夺金银铜牌。德国队拿到了三枚金牌、三枚银牌取得第二名，排在挪威之后。

比赛间隙，兄妹俩进行了私人谈话。希特勒提出了一个神秘的要求。他要保拉放弃希特勒姓氏，说是为了保证她的安全。她将改姓为“沃尔夫”，并且“要过绝对隐居的生活，这对我来说是道强制性的命令。自那以后，我就一直隐姓埋名地生活”，保拉回忆道。“沃尔夫”是20年代初期阿道夫·希特勒在政界奋斗时代使用的假名。还有同党战友送给他的一份礼物——他的第一条牧羊犬，也叫“沃尔夫”。阿道夫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就剥夺了保拉的姓氏和身份。此后的保拉得一直顶着一个陌生的名字生活，在公开场合她也不能表明自己是希特勒家人的身份。她作为元首妹妹的角色就这样突然中止了。她必须匿名生活，没有人会认识她。这对保拉是个打击。她申请了一本新的护照，上面写着她杜撰的出生日期：1896年11月21日，比她实际年龄要小10个月。

保拉和哥哥阿道夫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1938年，墨索里尼访问德国，兄妹俩在慕尼黑见面；1939年，在拜伊罗特；1940年，在柏林。之后她就只见过阿道夫一面了。“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的哥哥阿道夫是1941年3月，在维也纳。”这次见面，保拉向哥哥表达了一个愿望：她只有维也纳的一个小公寓，她想在乡下买一栋房子。为此她需要一笔钱。希特勒给了她8000马克。保拉于是在林区老家附近梅克修道院北边一个叫魏滕的地方买下了一栋复式楼，由两小幢紧挨着的房子组成，还带一个相当大的花园。由她和表弟爱德华·施密特共同居住，产权证明上登记的是爱德华的名字。

二战期间，保拉有时住在维也纳，有时回老家住。哥哥阿道夫给她的钱足够生活。保拉也曾经去维也纳一家野战军医院做过一段文秘工作，希望能在后方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但她不久就放弃了，“因为身体状况而无法坚持”。随着年龄增长，保拉的病越来越多，她患有高血压、风湿痛，视力也严重下降。此外还有严重的情绪波动，直到她患上抑郁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