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快结束时，毛泽东从杭州赶回来了。11月24日，即会议闭幕的当天，毛泽东讲了话，又批了一通“右”的错误，说这种落后情况“相当严重”，是“很突出的一个东西”。

当时，周恩来收到一封署名为“上海工人”的来信。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这封信，认为这封信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它把资本家和地主等同起来，否认了资本家积极的一面。毛泽东批评说，不能认为，“五反”以前资产阶级有积极性的一面，现在实行公私合营了，资产阶级反倒没有积极性的一面了，资产阶级越搞越反动了。毛泽东的看法正好相反，“五反”以前，“资本家的反动性多一些”，“坏的方面多一些”，“五反”以后逐步减少了。现在，“它是一只半脚踏进社会主义，人家快要变工人阶级了，已经是半社会主义者了”。所以，毛泽东说，“上海工人”的来信，是以“左”的面貌反对党的路线，不能代表工人阶级。

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将原定的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部署，调整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即1956年和1957年，全行业公私合营争取达到百分之九十左右，并且争取逐步使公私合营企业基本上过渡到国有化。经过这样调整，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时间表比原来提前了五年。

荣毅仁的真心话

1956年的头十天中，上海市平均每天就有1300多家私营工商业户申请实行公私合营。到1月10日，全市私营工商业申请公私合营的已达58000多户，其中私营工业提出申请的有20100户，超过了私营工业总户数的三分之二。至此，全市私营工商业已经全部被批准实行公私合营。全市所有私营工厂、商店都挂起了公私合营的招牌。

在上海市私营工商业全部申请公私合营的前夕，即1月20日，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访问了申新棉纺织印染厂总管理处总经理荣毅仁。在上海，荣氏企业算得上公私合营的典型了。作为荣氏家业掌门人，荣毅仁多次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对共产党的政策相当了解，且在“五反”运动中又因毛泽东亲自发话被定为完全守法户，成了工商界的“标兵”。

当记者问道：“作为一个资本家，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荣毅仁回答说：“是的，我是一个资本家，但是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我想应该先从作为一个中国人谈起。”“昨天，我的家庭全都出动了。我的爱人出席了全市工商界家属代表会议，她参加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已经忙碌好多天了；我的弟弟出席了工商界青年代表会议，他还要去北京参加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我的三个在中学念书的孩子出席了工商界子女大会。他们都在上万人的大会上讲了话，拥护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不仅喜欢社会主义，还盼望早点实现共产主义。”

“这是真心还是假话？到上海来访问的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们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到诧异。他们曾来找我问我，有的要我背着人讲讲‘真心话’，一位英国的议员要我直接用英语谈话，有的来看看我还有没有自己的住宅，有的怀疑我是不是共产党员假冒的资本家。我坦白地告诉他们，解放前我不但没有接触过共产党，而且当时还有点害怕哩。一位突尼斯的客人看到了我的家庭和企业，听到了我谈的经历和体会，他临走时握着我的手说：‘现在，我带到中国来的疑问可以说是解决了。’”

1954年1月，春节刚过，荣毅仁作出了一项重大决定：将申新集体实行公私合营。3月18日，申新总管理处召开第80次会议。荣毅仁向全体股东介绍了全国公私合营的大好形势，提出了申新三厂公私合营的建议。话音刚落，就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这不是上了贼船了吗？“一合营我们的财产就全完了。”荣毅仁费尽口舌才说服大家。最终，会议同意授权总经理荣毅仁办理申新三厂的合营手续。当天，荣毅仁就向无锡市政府提出申新三厂公私合营的申请，很快被批准，该厂也随之退出申新总管理处。

4月2日，上海申新所属各厂召开劳资座谈会。荣毅仁提出申新要争取向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发展，得到各厂劳方代表的大力支持，但还要征求资方的意见。4月14日，申新厂86户股东召开会议，决定授权荣毅仁申请办理公私合营手续。5月31日，荣毅仁致函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及华东纺织管理局，正式提出合营申请。8月11日，上海市政府召开包括棉纺在内的8个行业的同业公会负责人会议，宣布批准申新等168家私营工厂公私合营的申请。

两天之后，即8月13日，申新历史翻开新的一页。这天，申新总管理处召开大会，拥护政府批准公私合营，欢迎公方代表进驻申新。荣毅仁充满激情地说，申新厂从1915年创办，至今已经40年，其间经历了风风雨雨，今天终于在共产党领导下走上光明大道。今后一定要在公方代表领导下，把企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企业，把自己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