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关于东北局的领导。在高岗问题出现之前，针对有人说东北局是宗派班子的说法，刘少奇曾对陈伯村（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说：东北局的干部是中央调配的，而不是高岗自己拉去的。你回去跟大家说清楚。实际上，在中央的安排下，东北局的领导来自不同地区，战争年代从事不同的工作，有在白区搞地下工作的，有从事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的，有创建革命根据地，搞武装斗争的。为东北的经济恢复和建设，为抗美援朝胜利，“我们是互相尊重的”，各尽其责，并不是为高岗个人工作。

会议开始还是检查各自的问题，但是，后来重点就转移到批判我、第三副书记张明远等人身上。有人说：高岗离开东北后，他们实际上仍然帮助高岗把持东北局的领导，致使林枫难以行使职权。

我说：“我与林枫同志没有什么个人成见”，只是“接近很少，谈心不够，互相批评也很少”。高岗调中央工作后，林枫代理书记，东北局的任何重大问题，给中央的报告都是经林枫的，两人的“关系有了改进，遇事商量请示，内部团结是不断增强的”。而林枫在会议发言中则说：“高岗离开东北局以后，东北局某些负责同志，仍帮助高岗把持东北局的领导，进行反党中央的宗派活动，这种严重情况，我和东北局一部分同志也没察觉。”

“查档事件”激化了矛盾

在会议期间，罗瑞卿与我谈话说：你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言是反对刘少奇的，反对刘少奇就是反党。我不同意他的说法。我说：在党的会议上，对党的工作，对党的负责人当面提出批评意见不是反党。“我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限信任是毫无疑问的，因此不能说，我反对少奇同志（提意见）和其他同志（给安子文提意见）就是反党”。为此我们发生了争论。

在一次谈话中，罗瑞卿突然问我：你们查看刘少奇的档案是什么目的？我听后感到很不对头，便对他说：这件事我建议你核实一下。

我说：1953年初，高岗对我说，毛主席让看一下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要我去组织落实。我当时问高岗这件事跟其他人说过没有，他说跟陈云说过。我又问他，东北呢？他说没有。我说，这件事不能扩大，传开不好。说这事时，高岗的秘书在场。之后，我在东北局组织部布置工作时，将审查干部工作分成两个组，一个组查现实表现；一个组查阅敌伪档案，查阅的对象不做特别限定，避免给人留下是专门查看某个人的印象。这件事即使是后来任组织部长的郭峰，和具体承办这项工作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阅敌伪档案的目的，查阅结果是按敌伪档案的原本情况上报的。

罗瑞卿听后没有再说什么。但是从以后的情况看，这件事显然是起了激化矛盾的作用，不然怎么会给我加上“用了极其恶劣的手段攻击刘少奇同志”的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