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市政府秘书长贾星五到北京市规划管理局，听取有关天安门广场规划设计的汇报。我提出了纪念碑两侧各3栋建筑的设想，并主张建筑间用传统的“千步廊”或“阁楼复道”相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营造出更为壮观的气势。刚讲到这里，贾星五就插了一句：“国家大剧院不能对着大会堂，要拿出广场……”

在万里、贾星五听取汇报后不久，佟铮就通知我：国家大剧院迁出天安门广场，移至人民大会堂的西侧，广场东侧的规划内容确定将历史博物馆与革命博物馆“合二为一”，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和人大常委办公楼“三合为一”。他还告诉我，做这样的新安排，主要是为了“突出政治”。

“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用”

眼看着时间已经过去近一个月，十多个参与“国庆工程”设计的单位提供的应征方案已经过了七轮评选，却依然因为没有理想的设计而难以定案。而广场整体规划最终完成，必须有赖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设计方案的定稿。如果人民大会堂方案定不下来的局面再拖下去，建国10年庆典工程就难以如期竣工。于是，周恩来在国庆前夕作出指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除了老专家之外，发动青年同志参加国庆工程各大项目的方案设计。

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在周恩来指示后亲赴清华大学，动员建筑系的青年教师参加方案设计工作。与此同时，北京市规划局局长冯佩之也在局里作动员，号召所有建筑师都参加人民大会堂的方案设计。我就是在这个动员会后，开始进行人民大会堂方案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