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期建议买黄金、搞期货

“文化大革命”中，陈云受到冲击，仅保留了中央委员职务，被“下放”江西，到工厂“蹲点”。1972年4月，林彪折戟沉沙蒙古温都尔汗半年多以后，陈云才得以回到北京。7月21日，他致信毛泽东，请求中央给他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毛泽东次日即批示同意。不久，陈云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协助周恩来考虑经济特别是外贸方面的一些重大方针、政策问题。

虽然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云在政治上屡遭打击，但他并不将个人沉浮荣辱放在心上，而是百倍珍惜重新工作的机会，以对党和人民高度的责任感，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抵制“左”倾错误、打开对外经贸新局面的工作中。

1971年8月15日，美国尼克松政府实行“新经济政策”，宣布停止对外履行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陈云认为，今后货币大概不会再同金子联系在一起了。他设想，将来世界货币可能会用一种像我们解放初期那种“折实单位”来计算。虽然美元与黄金脱钩了，但黄金作为世界货币的功能并未丧失，陈云非常看好黄金的升值潜力。这年6月，陈云经过全面的了解和慎重的思考，提出应该把中国当时存在瑞士银行的一批外汇拿出来买黄金保值。7月，陈云在听香港五丰行汇报时说明了自己的判断：今后金价仍会看涨，美元还要继续“烂”下去。我们外汇储备较多，存银行要吃亏，除进口一部分生产所需物资外，可考虑买进黄金。当黄金价格升至每盎司80美元时，陈云明确建议银行用外汇买进黄金保值。当银行认为利息损失大，不合算时，陈云仍没有放弃自己的意见。他对李先念说，与其把外汇存在银行里天天贬值，不如拿来买一批黄金保值增值。李先念接受了这个建议，指示有关部门动用存在外国银行的外汇买入大量黄金。仅这一招，不但增加了国家的黄金储备，在美元狂跌中保证了外汇储备的安全，还为以后对外开放提供了可靠的金融支持。

1973年4月，外贸部领导的由香港华润公司管理的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在香港的派出机构五丰行，接到在年内购买原糖47万吨的任务。五丰行没有像过去那样直接出面到国际市场大量采购，而是委托香港商人出面，先在伦敦和纽约砂糖交易所购买期货26万吨，平均价格每吨82英镑左右。然后立即向巴西、澳洲、伦敦、泰国、多米尼加、阿根廷购买现货41万多吨，平均价格每吨89英镑左右。果然，市场一看中国购入大量砂糖，立即作出强烈反应。从5月20日开始国际市场开始传出中国大采购消息，纽约、伦敦砂糖市场现货、期货立即应声大幅度涨价。到5月22日涨至每吨105英镑。五丰行因为购买砂糖现货任务已完成，从5月22日起至6月5日将期货售出。除中间商应得费用和利润60万英镑外，五丰行还赚240万英镑。

既完成了采购任务，又赚了大钱，这样的事情办得再漂亮不过了。但五丰行的干部却轻松不起来，甚至像犯了错误一样忐忑不安。因为这件事在当时看来有三大问题：一是交易所，那可是老祖宗讲过的剩余价值分配的场所，就像我们今天讲到赌场一样声名狼藉；二是期货，买空卖空，低价买高价卖，那不就是搞投机嘛三是通过中间商，找资本主义商人来为社会主义企业投机赚钱，这更会让一些政治敏感的人觉得一点“社会主义”的味也没有。

7月14日，当五丰行总经理惴惴不安地向陈云汇报了通过私商在交易所利用期货购买部分原糖的情况后，陈云不但没有责备，反而大加赞赏，说：过去有时只顾完成任务，价格越涨越买，吃了亏还不知道，这是不行的。我们既要完成任务，又要争取有利价格使自己少吃亏或不吃亏。陈云为了给五丰行撑腰，打开利用交易所的大门，经外贸部核心小组讨论后，10月10日，陈云代外贸部起草了《关于进口工作中利用商品交易所问题的请示报告》，报送国务院。

在这份报告中，陈云简要报告了五丰行经中间商在交易所利用期货购买原糖的情况。随后建议利用交易所做买卖。有一定风险，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试做。在陈云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外贸工作中的期货开展起来了。陈云格外重视，外贸部开始做期货和进行出口商品价格调整时，每周开会，陈云每次都到会，和大家认真讨论研究方案。

陈云的这两项建议给国家带来了巨大利益。1973年，仅通过黄金买卖和开展期货交易，外贸部门很快就赚回了30亿美元，比上一年出口总额26．4亿美元还多近4亿美元。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亲自为过去多次在“冒进”中被批为“右倾”的金融等部门“恢复名誉”，强调：“消息灵通、反映灵敏的是：财政、金融、商业部门。在这些部门中可以看出大局。”这个观点，充分体现了他对财经工作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