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表示，票子还得发，物价还得涨。现在决定一切的是部队打胜仗，需要发的票子很多，物价也将上涨。既然开支不能减，想少发票子，主意只能打到增收上。陈云想了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发公债，第二个办法是抓紧收公粮和收税。

上海会议后的8月和9月，全国物价相对比较平稳，但陈云没有被这种表面的现象迷惑。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隆重举行，陈云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3日，他就向中央报警：在大量增发货币的情况下，物价有发生“剧烈跳跃之可能”。

10月15日，物价猛涨，此后每天涨幅达10％到30％。中央人民政府开会的时候，有的政府委员惊呼物价如此涨下去，人民币将很快同国民党的金圆券一样！面对严峻形势，陈云并没有惊慌失措。物价涨风起来之后，陈云注意到：上海投机者主要囤积纱布，华北投机势力集中冲击粮食。为了避免两面受敌，他决定首先抓住粮食，稳定北方地区。

10月20日，陈云和薄一波急电东北，要求紧急调拨一批粮食支持华北市场。为求万无一失，陈云派中财委计划局副局长曹菊如赶赴东北，坐镇沈阳，保证东北每天发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粮食运来后，在天坛打席囤存粮，每天增加存粮席囤。同时，北京还逮捕和严惩了16家投机粮商。这些手段震慑了投机者，安定了民心。

在京津腾出手来之后，陈云开始全力对付上海的投机势力。上海的形势不容乐观。物价风波起来后，他们用对付7月物价波动的老办法，在市场上连续大量抛售平价粮食和纱布等物资，试图将物价拉回原位。但此举对遏制物价猛涨没起多大作用，最后被迫让牌价服从市价上涨，保存实力。

11月8日，华东局致电中央并中财委，认为现在这样各自为战、拖住物价不行，建议在中央统一指挥之下，主动将物价放到有把握稳住的水平，再组织各地国有物资力量，齐头抛售。陈云领导中财委一直密切注意各地的动态和反映，华东局的来电与他们的想法是一致的。

13日，陈云为中财委起草电报，分析形势，部署战略。电报分析了这次物价猛涨的原因，指出根本原因是纸币发行量大增，国家没有回笼或抵消巨大数量货币的物资。在物价涨了两倍的情况下，货币发行量与流通中需要的货币量已能适应，物价有了稳住的可能，各地均应以全力稳住。电报中指示，在全国范围调动粮食、纱布，11月25日前集结到位，待机统一抛售；对于投机商人，这次要给以适当教训。目前抢购风盛时，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等到收缩银根、物价平衡，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应乘机买进。

周恩来看完后，当即在电报上批示“如主席未睡，请即送阅。如睡，望先发，发后送阅。”毛泽东看后批示：“即刻发”，“发后再送刘、朱”！这种争分夺秒的势头，丝毫不亚于一次大战役。电波载着中央的重要部署飞向全国各地。一场全国范围内稳定物价，打击投机势力的战斗拉开了帷幕。

11月20日，各地国营商业逐步提高贸易公司商品牌价，到24日使其与黑市价格持平。投机分子果然中计，还在不顾死活地继续吃进，资金不足的，甚至不惜借高利贷。

11月25日，全国采取统一步骤大量抛售纱布，而且一边抛售，一边降低牌价。投机分子一看大事不妙，也赶紧抛售，但他们抛得越多，市场行情跌得越快，上海的纱布价格，一天之内下降了一半。投机分子叫苦不迭。

陈云指挥的这场战斗，干净、利索，使投机资本受到了沉重地打击。这场战斗，人们称为“米棉之战”。

1950年春节前后，投机资本利用“红盘看涨”的心理和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造成的恐慌心理，在粮食和纱布上掀起风波，但陈云周密组织了纱布生产和粮食的全国大调运。到3月份，全国物价涨风停止，上海、天津等6大城市物价3月份比2月份下降15％，投机资本受到毁灭性打击。陈云指挥中财委，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干净利索地解决了这次涨价。这次斗争，也被称作“红盘之战”。

经过物价四波四稳的较量，人民政权终于击退了投机资本的挑战，在财经没有完全统一、财政收支还有较大赤字的情况下，掌握了市场主导权，遏制了物价猛涨势头。

这时，除西藏外，中国大陆全部解放，军事费用这项最大、最难以控制的财政负担得到极大缓解。工农业生产也迅速恢复。1950年3月，陈云为政务院起草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4月，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结束了长达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局面。新中国创造了消除通货膨胀的“中国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