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上，“第一号走资派”刘少奇被罗织“叛徒、内奸、工贼”的莫须有罪名，被“永远开除出党”，邓小平则由于毛泽东出面干预，保留了党籍。从此，邓小平的形象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和家人在中南海自己那所冷清的庭院里默默地度日。这座庭院叫含秀轩。邓小平这个难得的人才竟在这样一个雅称之处被监管起来，而且这一“管”就是3年。

然而，令人十分费解的是，尽管当时的报刊和社会上传遍邓小平“罪名”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各种文件中，竟然没有任何一级组织对他作出任何处理决定。

接下来邓小平被监管3年，就是在他的祖籍，也是他第一次落难的地方——江西省。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内有幢原校长、政委住的二层小楼，叫做“将军楼”，1969年10月26日，邓小平和妻子卓琳、继母夏伯根被安排住了进来。此后，外界“四海翻腾，五洲震荡”，这里幽静宜人，好似世外桃源。将军楼里的“囚徒”，迈着沉静的脚步，走出了两条“邓小平小道”。——周而复始的“邓小平小道”。由于不得随意外出，不得与外人接触的管理规定，他就只能在将军楼的院落里走动。天长日久，就在院里踩出了一个环形的平整小道。

——曲折延伸的“邓小平小道”。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厂党支部书记兼革委会主任罗朋，从监管人口中得知邓小平夫妇第一天来厂路途中就引起了部分行人注意，很感不安。罗朋和“排长”(相当于车间主任)陶端缙到工厂后院仔细观察，如果在厂区围墙开个小门，经过山坡和田埂，只需要20分钟左右，走一公里，就可到达步校。经过监管人同意，罗朋等带领工人做好门框，门上配了锁。又沿着西侧山坡修了条小路。

从此，邓小平夫妇到工厂劳动方便多了，既节省行走时间，又避开了行人。这样，每天早晨7点45分、中午11点半，邓小平夫妇都在监管人“陪同”下，走在这条新修的小路上。

1970年3月的一天，从山西插队的农村来江西探望父母的小儿子邓质方，要返回山西，邓小平夫妇完全可以不去工厂劳动，再同儿子叙叙亲情，帮儿子整理一下行装。但是，邓小平很平静地表示:“去吧！小飞那里有什么需要安置的？我们还得去劳动嘛！”

来到车间，邓小平像往常一样站在工作台前，双手紧握锉刀，来回地锉着。不一会儿，他突然额头上冒了大粒汗珠，眼前直冒金花，他一下子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在车间另一角落里干活的卓琳闻讯赶来，大家七手八脚地将邓小平搀扶到椅子上坐下。听说邓小平晕倒在车间，监管人也顿时紧张起来，忙问卓琳:“老邓这是怎么啦？老邓平时有什么病没有？”

听到问话，卓琳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她说:“平时倒没有什么大病，只是有过低血糖病。”

这时，工厂领导罗朋恰巧有事外出，大家围在邓小平身边一时束手无措。还是卓琳有经验。她用手摸摸邓小平的头，看看他的眼睛，告诉监管人，“给他冲点白糖水喝就会好一些。”在电工班和卓琳一起干活关系很好的青年女工程红杏忙跑回家中，端来冲得很浓的白糖水。喝过白糖水，邓小平渐渐地清醒起来，脸色也略为好些。随后，陶端缙驾驶拖拉机把邓小平送回了将军楼。笔者1995年5月到该厂，还看到这辆拖拉机放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