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那个张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又与另外10人贴出了《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

1966年11月12日，在首都各界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此时刘少奇已经被“打倒”。从当时拍摄的照片看，邓小平目光看着讲话稿，显着格外地镇静。

12月25日，“造反司令”蒯大富带领5000余人摇旗呐喊，在北京城区公然进行诬陷刘少奇、邓小平的反革命宣传，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巨幅标语，贴上了神圣的天安门城墙；

1967年1月1日，北京二十几所高等院校学生和一些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

8月5日，批斗刘少奇和批斗邓小平、陶铸的会议，分别在中南海内刘、邓、陶各家的庭院里进行。康生的妻子、“中央文革特派员”曹轶欧临场指挥，安排录音、拍电影。这几个批斗会与同时在天安门举行的群众集会遥相呼应。

随着批斗“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不断升级，造反派开列了邓小平的“十大罪状”:1.作为党的总书记有擅权的行为；2.批判个人崇拜有亵渎毛泽东的权威；3.在1961年召开的一次党的会议上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在农业政策中提出白猫、黑猫能逮住耗子就是好猫的口号；4.1963年鼓吹要搞科学技术职称和学位；5.通过1961年的高教六十条“削弱党的领导作用”；6.反对毛主席关于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7.不同意毛主席对文化政策的批判；8.镇压北大“革命学生运动”；9.“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10.留法以来就是桥牌迷，把他喜欢的桥牌伙伴用“专机”接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