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大字报虽然未指出姓名，但指控的问题严重得足以置人以绝境。

同年10月，金秋季节的北京已是秋高气爽，然而，炮打刘少奇、邓小平的气温却居高不下。中共中央又召开工作会议，着重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

毛泽东气恼地说:“邓小平什么事都不找我，几年不找我。”然后，语调一转，不无幽默地说:“他这个人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毛泽东、邓小平之间工作关系上的疏远，思想认识上的隔膜，表现在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见解上。

邓小平是批判对象，自然出席了会议。他在检讨时直言不讳:“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的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司令部。”随后又添加了一些违心之语。

毛泽东双眉舒展，他对邓小平的检讨表示满意，提议邓在“补过自新”之后，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几天后，他批评把对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不好”，提出要“允许刘、邓革命”。

可是，林彪一伙却不依不饶，企图置刘少奇、邓小平于死地。在这次会上，林彪拖着惯有的长音煞有介事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是刘、邓发起的。”曾是邓小平老部下的谢富治也在会上居心叵测地说:“邓小平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30年‘一贯正确’的形象，在党内有很大的影响(当然他过去做了许多工作)。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阻力所以如此大，同这种影响不无关系。”

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一伙更是惟恐落后。在他们的精心策划下，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不断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