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为何学英语：自称“这是斗争的需要”

1939年，斯诺第二次访问延安，把一本有他亲笔签名的著作《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回了一张便条，上面只有一句话：“三块肉喂你马吃”。斯诺一头雾水，在下方打了个问号。待读过一遍，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英语“Thank you very much（非常感谢）”的中文音译。斯诺禁不住被毛泽东这一幽默诙谐的“创举”逗得大笑起来，并在后边再打了两个感叹号。

抗战胜利后，面对由美国撑腰、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部队，中国共产党没有被“威慑”住。1946年8月6日下午，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前半山坡平台上的一个小石桌旁，会见了美国女记者斯特朗。他谈笑风生，纵论天下。交谈中，毛泽东把身子向后一仰，开怀地得出结论：“美国反动派是……”他停顿了一下，显然是在找合适的词，“纸老虎。”因为英语里没有相对应之词，翻译只好将它译成了“scarecrow（稻草人）”。毛泽东让翻译停下来，要斯特朗解释“scarecrow”是什么意思。斯特朗回答说，那是用稻草扎成的人形，农民把它竖到田里来吓唬乌鸦。毛泽东立即表示这样译不好，这不是他的意思。他说，纸老虎并不是吓唬乌鸦的死东西，它是用来吓唬孩子的。它看起来像一只凶猛的野兽，但实际上是纸糊的，一受潮就会发软，一阵大雨就会把它冲掉。

于是，由“纸（paper）”和“老虎（tiger）”这两个单词组合，临时造出的一个英语中没有的复合词“paper-tiger”就出现了，这实际上是硬译。毛泽东高兴地笑了，用带着浓重湖南腔的英语说：“拍拍-太根儿！”“paper-tiger”后来便随着毛泽东的著名论断，在全世界广泛流传了，它也成了毛泽东最喜欢说的一个英语单词。

从上面的几则轶闻可以看出，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毛泽东还在坚持自学英语，并且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能用英语书写，会使用简单的日常用语，还临时造出一个英语复合词，我们不得不佩服毛泽东学英语的决心和毅力以及毛泽东对语言的敏感能力和创造能力。

1949年毛泽东进京后，一家人在北京团聚，菊香书屋充满了家庭的温馨。一个周末，毛岸英、毛岸青、李敏（娇娇）三人用俄语说话，叽里呱啦，争个不停，毛泽东在一旁微笑不语。李敏知道毛泽东想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便说：“爸爸，我们在争论西餐好吃还是中餐好吃。”毛泽东兴致来了，便用英语说：“中餐好吃。中餐的特点是软热丰富，西餐冷硬单调。”

一听父亲讲英语，几个孩子都感到很惊奇。毛岸英说：“我1946年回到延安时，就听说爸爸在学英语，还听说在转战陕北时，尽管环境那么艰险和紧张，爸爸也没有间断过学英语。可从来没有听爸爸用英语讲话。我不懂英语，但听起来还是很流利的。”毛泽东说：“我的英语水平，还不如娇娇俄语的水平高，不如她讲得流利。你们年轻人能专门学习外语，我要是有这样的机会就好了。如果我能够做到听懂英语讲话，能看英文报纸、刊物和书籍，把自己要讲的意思能用英语表达出来就好了。”

毛泽东年逾花甲攻读英语

新中国成立之后，有了较好的学习条件和环境，毛泽东又重新开始学习外语。十分有意思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中国与苏联友好，俄语是学校中的第一外语，而毛泽东则选择了学英语。

毛泽东敏锐地感到，如若不能把握“乱云飞渡”的时局，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游刃有余，新政权的巩固、战后的复兴都无从谈起。于是，1954年10月，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的林克被选中，来到毛泽东身边，担任国际问题秘书，并教授毛泽东英语，长达12年之久。1961年初，林克被派下乡时，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和他一起读过英文，谈过“参考”。1964年元旦后，年近而立之年的英语教师章含之也给毛泽东教过英语，持续了半年。毛泽东还为警卫和身边工作人员办了一所业余学校，并亲自担任老师，还与他们一起学过英语。

年逾花甲的毛泽东学英语，并不是从初级课本到中级课本这样循序渐进地“上课”，而是根据自己的特点，从实际出发，选择了一种独特的方法，一开始就把学习英语的重点放在了阅读政论文章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毛泽东那时只会说“How are you(你好)?”“Good morning（早晨好）!”一类简单的问候语，熟悉的英语单词和短语也不多。于是，他先从阅读英文版《人民中国》、《北京周报》杂志，新华社的英文新闻稿和英文参考的新闻、通讯、时事评论和政论文章入手，由浅入深，分步进行。这种学英语的方法效率并不高，“吃力不讨好”，随读随忘，但毛泽东坚持不懈，锲而不舍。

在毛泽东的遗物中，有他外巡时专作装书之用、充当流动图书馆的樟木书箱。但有一种书一般不装进箱子，而是放在公文包里，这就是英语书，以便随时学习。据林克回忆：“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毛主席学习英语的兴致很高，无论在哪里我总是要在公文包里带着他学习的英语材料。他善于挤时间学习，经常在刚刚起床后，饭前、饭后，游泳、登山、散步之后休息时，在开会或会见内外宾客之后或长时间紧张工作之后学习英语。在外地巡视期间，无论在火车上、轮船上、飞机上，他随时挤时间学英语。除了重要会议或生病，未曾中断。”

毛泽东说话的湖南口音很重，英语单词发音不准。在湖南方言中“n”“l”不分，因而在读英语时，常常出现把“night”（夜晚）念成“light”（光亮）一类的误读。每当此时，毛泽东就会像个谦恭的学生，随着林克的领读，反复练习。他不像有些人学外语，念错几次，便羞得张不开口，而始终是爽爽朗朗地大声念，坦坦然然地大声改。遇有生疏的单词或短语，他便用削得很尖的铅笔，在单词上注明音标，并在书页的空白处，用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注明每个单词和短语多种不同的字义。毛泽东在《共产党宣言》和《矛盾论》英译本上，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作了详细的注释。直到晚年，每当他重读一遍时，还会用大字、粗笔补注一次。毛泽东先后学习过三遍《矛盾论》的英译本，并在封面的内页记下了三次阅读的时间。

学英语离不开词典。毛泽东身边经常放着两部字典，一部英汉字典，一部汉英字典，以备随时查阅。考虑到毛泽东的工作繁重，为了节省他的时间，对他未学过的单词，林克常常会事先代他查好字典，但是毛泽东往往还要亲自看看字典上的音标和注解。为了学习英语的需要，自1961年到1964年，毛泽东收集过各种辞典和工具书。可他都不甚满意，曾希望能出版一本好的汉英辞典。至今，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地仍然保存着他生前用过的《世界汉英字典》和《英汉四用辞典》等辞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