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大会新闻发言人曾建徽邀请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会见采访本次大会的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的提问。

朱镕基总理在招待会开始时表示欢迎记者们提出任何问题。

意大利《２４小时太阳报》记者：有人认为，１０年以后世界会有三种大货币，美元、欧元，另一个不知道是亚洲的日元还是人民币？你觉得人民币有这个可能性吗？

朱镕基答：人民币能否成为世界货币，这个问题不应该由我来回答，而且现在还言之过早。但是我可以说一句：现在人民币非常坚挺，不会贬值。

中央电视台记者：在过去一年中，中国政府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也赢得广泛的赞誉。请问过去一年让你最感困难的是什么，最不满意的是什么，最感动的又是什么？

答：过去的一年我感到非常难，这个困难超过了我预料的程度。第一，我原来没有估计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么大；第二，我国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特大的洪涝灾害也超出了我的预料。但我感到满意的是，我们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依靠全国人民的努力，我们站住了，这两个困难我们都挺过去了。这是不容易的，所以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了一句：“来之不易”呀！

我所不满意的，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但是，我也感觉到，有个别部门和地区没有很好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我最感动的，是我在抗洪抢险第一线看到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不顾一切地保卫人民，甚至用身体保卫堤防，我禁不住热泪盈眶。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您再过几天就将访问美国，但是考虑到现在华盛顿出现了一种很不好的反华的情绪，看来您的美国之行就好像您要踏入另一片“雷区”。在华盛顿人们指责中国从事间谍活动，或者是偷窃一些敏感的、高技术的情报用于提高中国自己的军事技术，而这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您对这样的指责作如何的反应？您打算怎样来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在美国华盛顿有一些政客，他们在要求重新审查美国奉行的对华接触政策，在美国好像不太喜欢中国的情况下，您认为中国还值得把美国当成你们的朋友吗？

答：在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以后，中美之间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势头本来是很好的。但是由于种种不讲你们也知道的原因，在美国出现了一种反对中国的潮流，这使我们感到很不安。我不认为我对美国的访问将要进入“地雷阵”，但是确实会遇到很多敌意和不友好的气氛。在今年２月２２号的《business weekly 》（《商业周刊》）上登了一篇题为《china ，what's going wrong 》（《中国出了什么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十分特别，它认为中国已经大祸临头。我还没有看到美国的其他杂志发表过这样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发表也反映了现在美国出现的那一股潮流，实际上是美国的内部斗争把中美关系作为牺牲品。这样，我也成了一个受害者。这家杂志的封面上登了我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看起来我就像个死人。在这种气氛中，我应邀访美当然是个很不轻松的任务，很多媒体也预言我的访问不可能成功，但是我还是要去，因为既然你们有气，我就要去给你们消消气。这不是个“地雷阵”，无非是气氛不太好，但我的访问就是要去说明真相，恢复中美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好势头。

刚才，你要我说明关于所谓中国盗窃美国军事机密的问题。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方面的人士犯了两个“过低估计”的错误。第一，过低估计了美国自己的保密能力。据我所知，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里的保密措施十分严密，根本就不可能泄露什么机密，所以直到现在他们没有能够找出那位李文和博士泄露机密的证据，没法起诉他，只好把他解雇了。我们不要忘记历史，历史上曾经有过这种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时期，在美国有过这种时期，在中国也有过这种时期。第二，过低估计了中国开发军事技术的能力。中国人是很聪明、很勤奋的，许多华裔美国人的成就就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独立自主地开发“两弹一星”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完全有能力开发任何的军事技术，这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但是请记住，中国是最早声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我们已经停止了核试验，我们和美国已经签订了导弹互不瞄准的协议。我们为什么还要冒政治上和道德上的风险去盗窃什么人的军事机密呢？所以，所谓中国盗窃美国的军事机密的问题，可以认为是一种天方夜谭。

台湾人权新闻通讯社记者：１９９３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的宏观调控有成效。第一，对付亚洲金融危机有一个很大的截阻作用；第二，在中国内部使金融市场稳定，物价稳定，社会稳定。请问宏观调控今后怎样继续做到内外兼顾？另外，您这次到美国去将面临人权问题，这个问题也可能是一个焦点。请就人权问题提出您的看法。

答：１９９３年下半年开始采取加强宏观调控的措施，当时正是中国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过热，就是在房地产、开发区、股票市场方面出现了过热现象。这种过热导致１９９４年通货膨胀达到２１．７％。当时邓小平同志还在世，在他的支持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定加强宏观调控，采取了１６条措施，其中１３条是经济措施，有１１条是关于金融方面的。由于加强了宏观调控，使中国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解决了经济过热问题，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去年中国之所以能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就是因为我们在１９９３年已经发生了这种金融问题，幸好我们在它还未扩大的时候就把它制止住了。我们有了宏观调控的经验，才使我们在去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站得笔直。我在这里想介绍２月１６日《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意思是说美国在亚洲大力推行资本的过分流动，促成了危机的发生，危机发生后又通过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要一些国家实行紧缩财政、提高利率等并不适合这些国家的政策，结果使金融危机加深。关于这个问题、这些观点，我早在去年就已经讲过，所有到中国来访问的贵宾，我都给他们讲过，包括你们《时代》杂志２月１５日一期封面上的３个人：格林斯潘、鲁宾、萨默斯，你们称之为阻止了世界金融崩溃的３个人。这３个人我去年都跟他们谈过，我想他们也同意我的观点。我说这些话，并不是想跟《纽约时报》那两位作者分稿费，因为我的这个观点也没有申请专利。我只是说，经济的发展、金融的开放必须有宏观调控，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实行不同的宏观调控政策。过快地要求一个国家开放资本市场，过分地扩大资本的流动性，往往欲速不达，很可能破坏这个国家的经济。

刚才还提出了一个人权问题。我想这也是在座很多记者想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所有跟我们中国领导人会见的外宾，很少有不谈人权问题的，好像不谈中国的人权问题回去就不好交待。因此，这个问题在我向他们重复了这么多遍以后，今天实在不想再讲了。我只想讲一桩事情，就是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最近访问中国时，我告诉她一句话。我说：“我参加争取和保障人权运动的历史比你早得多。”她说：“是吗？”表示她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就说：“不是吗？”我说：“我比你大１０岁，当我冒着生命危险同国民党政权作斗争，参加争取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运动的时候，你还在上中学呢。”我说我们在人权的观点上很多是一致的，我在中学学习时就念了法国卢梭写的《社会契约论》，《爱弥尔》、《忏悔录》。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的观念我早就知道。我们接受了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五四”运动就是为民主、科学而斗争，所以后来我们在共产党领导下一直是进行着反对专制独裁，反对反动政权侵犯人权的斗争，我们今天怎么可能反过来去压制人权？而且只有我们才知道在中国如何才能够实现保障人权。当然，我们在人权问题上并不是没有缺点，也不可能没有缺点。因为中国几千年是封建社会，还有过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只有５０年，５０年怎么可能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但是我们愿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听取我国人民群众的意见。我们天天都在看人民来信，研究怎样满足他们的愿望，实现他们的要求。我们也愿意听取国际友人的意见，因此我们有很多对话的渠道。我们同美国、欧盟、澳大利亚都有人权方面的对话渠道。我们在人权方面的工作每天都有进步。刚刚闭幕的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增加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容。我们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法，我们国务院也在立法，国务院立的法叫行政法规。我们天天在努力健全我国的法制，保障中国人民的人权，我们会继续做下去。我们欢迎外国朋友批评我们的工作，但你不要太急了，我比你还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