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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正在经历的一场50年不遇的特大旱灾牵动着无数人的心。记者从重庆市妇联获悉，李鹏同志决定捐出30万元稿费帮助重庆修建一座“母亲水窖”，以解决困难地区群众饮水难的问题。
早在以前，李瑞环就以“老共产党员”的名义捐资助学53.3万元，帮助148名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2006年3月，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成立，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又向基金会捐赠稿费三百万元。李鹏带有接力意味的善举，让人看到了中国第三代领导成员体察民之艰辛的殷切之情。这种善举不仅具有象征性的符号意义，更有实质的标杆意义。
没有人规定退休的国家领导人再承担更多的道义责任，那不符合法治社会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但两位退休领导人的自觉自愿行为无疑具有榜样作用：一是对各级退休的党政领导干部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即如何有所为并有所不为；二是对普通公众的教化作用；三是对财富阶层的警醒反喻。尤其是对“官”、“富”两大阶层的触动有极深的社会意义。
对淡出政治舞台的官员而言，退而不休、指手画脚、甚至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亲朋好友谋取私利，显然不可取；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或游山玩水，虽无可厚非但境界显然不高；整理过去，比较得失，为文传世，乃明智之举；以公民善举回馈社会，则体现政治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远视野。李鹏和李瑞环两位老人通过出版自己的著作获取合法收入，又都回馈社会，或救助贫困学生，或解决一地群众生活难题，给大大小小的退休官员们做出了榜样。
对迅速崛起的中国财富阶层而言，更应该从李鹏、李瑞环的善举中反省自己是否尽到了责任。据估算，中国人均GDP与美国相差38倍，中国的人均慈善捐款和美国相差7300倍。中国纯粹的私人捐赠大约是GDP的万分之一，不到10亿元。单纯抱怨中国财富阶层是“铁公鸡”固然偏颇，但中国新富阶层作为改革开放的最大获益者而没有最大限度地尽到反哺社会的责任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收入差距拉大，贫富收入悬殊成为社会现实的情势下，为富不仁已经成为“仇富”心态酝酿的催化剂。事实上，如果财富者阶层不能自觉地投入到慈善事业中去，民间不满情绪的发酵也会伤及财富阶层的核心利益。贫富差别不是罪过，但法治社会自有其调节财富差别的杠杆，借助法律、税收和道德的作用平衡社会财富，化解社会矛盾，从而达到社会各阶层的和谐共处。富翁们自觉从事慈善事业无疑是最佳的平衡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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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z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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