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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关注的《物权法》草案经历十三年的起草和七次审议，终于提交中国人大会议审议，《物权法》草案从多方面强化了对国有财产的保护，此一进程已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一次民主立法实践，对今后立法的更加民主化，乃至民主进程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事实上，《物权法》之争已超出了法律技术层面，算得上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一次民主立法实践，它符合民主的特质：“我可以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说话的权利。”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立法现在，虽然对于前几天公布的七审稿进行了六十余处修改，但来自全国各行业，代表各阶层利益群体的人大代表们仍在认真审议《物权法》草案，仔细审视这部对中国具有划时代意义，而又引起巨大争论的法律。
这部法律对他们来说并不陌生，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他们已经仔细地看过了很多遍，提出过许多建议，甚至吸纳了反对意见进行了七次修订。
马上就要进行表决了，但对这部法律反对，建议修改的声音仍然那麽大，各方的修改意见仍然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地传递上来。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知名律师许志永指出，回顾这次《物权法》立法过程，算得上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立法，它集中反映了过去数年中国民主改革的成效。
“民主的进程通常是在意外的不同利益的博弈中开始的，《物权法》立法过程中出现的“意外”——立法徵集意见时遭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献田等联署阻拦，使执政党高层不得不诉诸舆论、民主党派以及人大代表的支持，于是，不同利益展开了各自的表达、博弈，立法无形中朝着民主立法的进程迈进。”
许志永表示，如果《物权法》立法过程没有出现遭到联署反对这个“意外”，根据过去的经验，可以预见《物权法》的开门立法之后是这样一个程序：徵集意见、交给相关部门专业人士讨论、讨论结果报有关领导、根据领导意见作出修改，最后提交全国人大代表表决通过。
许志永说，这种所谓的开门立法只是停留在徵集意见的层次，无异于“开门纳谏”，离民主立法相距甚远。开门纳谏层次有所突破中国的特殊国情是，立法时，徵求意见的主体不是立法代表——人大代表，而是立法机关，说得更确切点，其实是立法机关的一些领导。虽然最后表决的是立法代表，但立法代表往往容易听从领导的意见，所以立法通常实际上是领导立法。
“所以在我国，徵求意见式的开门立法离真正的民主立法还有很大距离，立法只是停留在“开门纳谏”的层次，立法代表表决时仍然听从于领导，距离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立法还有很大的差距。”
这次的《物权法》立法从一开始也按照一贯的程序顺利推行：开门徵集意见徵求到了上万建议，基本上都是关于具体法律条款的，主要集中在与其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相关的领域。
当时的现实表明，《物权法（草案）》和其他已出台的法律一样，正按照既定的立法路线顺利推进，但就在《物权法（草案）》四审稿通过后，一个“意外”出现了，二○○五年八月十二日，巩献田通过网络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一部违背《宪法》和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物权法〉草案》，公开对《物权法（草案）》四审稿提出质疑，意见直指《物权法》的根本合法性问题。
他认为，《物权法（草案）》是一部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开历史倒车的草案，草案废除了《宪法》和民法通则中调整财产关系的最核心条款“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实质上妄图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和原则取而代之，这是违宪的行为。
巩献田的公开信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也立即引起了官方的重视，在他的公开信发表半个月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胡康生、副主任王胜明等四人约见巩献田，向他介绍了《物权法》起草的基本情况，答覆将把他的意见上报有关人士。
之后，《物权法（草案）》没有在二○○五年十二月底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上如期接受“五审”，也未被列入二○○六年三月全国人大的审议议程。平衡各方利益体现民主许志永指出，《物权法（草案）》之所以被搁置，是社会各种意见博弈的结果，面对反对意见，《物权法》不得不暂缓付诸人大表决，根据反对者的疑虑，进行修订，同时，通过舆论和人大代表再次徵求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就《物权法》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详细介绍《物权法》的条款，并在审议前几个月提前把草案发给人大代表，提前研读、讨论，进一步提出修改完善意见。
到今年，《物权法（草案）》终于提交人大会议进行审议时，在过去的两年里，草案又进行了三次修订，其中最大的修改就是对国有财产，以及保护合法私有财产方面，这正是反对者质疑的重点内容。
许志永说，因此，当提请本次会议审议的《物权法（草案）》公布后，人们发出了《物权法（草案）》比较平和的慨叹。
不过，这恰恰是民主进步的表现：民主的特质就是各种利益进行博弈、平衡、妥协，最终通过一个广泛采纳各方建议，保护各方利益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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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k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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