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降”纪委书记彰显反腐决心

记者：百姓看到的是丰硕的反腐败成果，其实中央的一些举措保证了这些战果的取得。您怎么总结去年中央的一系列举措？

邵道生：比如“空降”纪委书记到省一级；在一些地方、部门、领域进行“垂直领导”；地方纪委书记的异地调动；以及将不称职的纪委书记“拿下”。

迄今为止，2006年已有15个省(市)纪委书记职位被调整，其中10省(市)纪委书记属异地调职，尤其是中国四大直辖市的纪委书记，完全由中央“空降”。应该说，中央对纪委领导体制所做的这个动作是很大的，老百姓的第一个感觉是：好，中国的反腐败斗争更有希望了。

记者：老百姓为何会如此欢迎“空降”纪委书记？

邵道生：此前，地方纪委的人事权、发展权、财权都直接掌握在同级党委主要领导的手中时，这就是一些地方纪委不敢真正监督同级党委的一个体制原因。中纪委宣布改变对派驻机构的管理方法，将双重领导改为“统一管理，直接领导”，将派驻在中央各部委的纪检监察人员的编制收归中纪委和监察部，派出纪检人员的提拔、升迁、任免和工作考评，由中纪委负责，省部委纪委书记的“提名权”由中央掌控，这无疑解除了省部委纪委书记的“后顾之忧”。

实践告诉我们，只有从体制上进一步强化中央的权威，才能使反腐败搞深、搞透、搞彻底。这充分展示了中央反腐的决心，老百姓也因此更有信心。

个人信仰丢失导致腐败

记者：出现腐败问题的根源在哪儿？

邵道生：“升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了没本钱”，这曾经是福建政和县原县委书记，被称为“红包书记”丁仰宁的一句“名言”。号称“河北第一秘”的李真则想得更远：“与其一旦江山易手，自己万事皆空，不如权力在握之时及早做经济准备。”已被枪决的北京电子动力公司经理兼党委书记陈铭曾说了这样一句“肺腑之言”：“在地球爆炸之前，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可以看出，信仰丢失是出现腐败的个人根源。

从客观条件来看，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对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数据所做的统计分析，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处于265美元至1075美元的阶段，是社会变革最激烈的阶段，也是容易滋生腐败的阶段。

腐败分子受审高峰期到来

记者：中国的反腐败历经了几个阶段，目前又处于什么阶段？

邵道生：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反腐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腐败萌生、发展期，大致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后期；第二阶段是腐败发展、泛滥的高峰期，大致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第三阶段是进入21世纪后的腐败与反腐败之间的相持、控制、治理阶段，这一阶段估计大致需要20-30年；第四阶段：本世纪中期后进入腐败得到根本遏制阶段，到了这一阶段，反腐败斗争才可以说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现在社会的反腐败斗争处于第三阶段的早期，反腐败斗争已经开始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理论来指导斗争实践，因而腐败泛滥的势头得到了遏制。

从十六大以后中国高层采取的反腐败力度和治理措施来看，可以说使相当一批腐败分子进入“开始受审的高峰期”。

杜绝“家长制”根治腐败

记者：对于目前出现的腐败问题，有什么办法或手段进行根治？

邵道生：首先要杜绝“家长制”，避免权力的绝对化。相当一部分的“第一把手”将“党的一元化领导”变成了个人领导。原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说得很坦白：“到我们这一级别的干部就没人管了。”广西大贪官玉林市原市委书记李乘龙说得很露骨：“我的权力太大，稍不注意，权力就会转化成金钱，监督机构对于我形同虚设。”当前，反对使权力绝对化的“家长制”被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同时，预防腐败与惩处腐败应该放到一块，一步到位，成立国家反腐败局。　　来源：京华时报 本报记者 郭爱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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