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30年的中国历史，使众多预言家的盲目与肤浅暴露无遗。它的复苏与开化如此充满戏剧意味，它在经济上的成就如此充满魅力，它所取得的社会进步历代无双。但是，当我们试图对这个伟大的巅峰时代进行总结之际，发现它面对的并非一片讴歌与赞美，却往往在一些人群中呈现出令人沮丧的抑郁氛围。

我们中的许多人，对30年前的历史所知甚少，对专制与贫乏的描述往往流露出不谙世事的甜蜜与惬意，以致否定开放，肯定文革。我们中的许多人，甚至对这30年间的历史也所知甚少，不知道为什么要开放，为什么要改革，更不知道改革开放中利益关系是如何发生变化的，以及改革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我们希望能深入考察这一段历史，记录荣与衰，权衡利与弊，评议长与短，分析得与失。当然，我们并不是专业的历史研究者，但我们希望做一个殷勤的守望者，透过历史的风雨剥蚀，把那些实实在在的知觉与痛觉汇聚在一起。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讲述方式，探询那些隐藏在表象下的变革力量，学习并继承他们的智慧和勇气。

当然，相对于这一持续30年的大变局，30篇巨细混杂的文章着实难以再现万一，甚至配不上这一段空前绝后的历史。然未有涓涓弱水，何来历史长河之奔涌？我们想，通过还原一部分记忆，有助于我们消除一些不愉快与不信任，有助于我们摆脱过度的骄傲与过度的沮丧，有助于重新凝聚改革共识。

如果我们善于从历史的遭遇中汲取力量，那么我们对当下的许多问题，就不至于感到突兀和茫然，我们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就不至于因为思想的锋利而丧失了行动的从容。

徐友渔/文

1977年是改变命运的开端，对国家是如此，对个人也是如此。

虽然严格说来，关键的变化发生在1976年的9月，随着元首和巨人的去世，历史应该翻到新的一页。但社会和思想的惰性是巨大的，巨人的阴影还长时间笼罩大地，“照既定方针办”和“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还是照旧。对于像我这样远离政治中心，对上层斗争毫无所知的人来说，只能感到灰心失望，看不出人事变动与方针政策的变动有关系。当我能够感觉到变化正在酝酿、发生时，已经是过了1977年的上半年。

恢复高考是弃旧图新的标志

不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来说，1977年恢复高考都是一件标志着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大事。所谓的“文化大革命”，首先就是从停止高考开始的，整个运动期间，“教育革命”的口号不绝于耳，高校是受文革蹂躏最重的地方，如果真有拨乱反正的想法，也应该从教育领域开始，尤其是应该拿大学招生的办法和标准开刀。

我还记得，1966年6月中旬，正当文革的烈火在神州大地燎原之际，《人民日报》发出消息，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学生写信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强烈要求废除原有的升学制度，紧接着，北京四中全校师生致信中央，响应女一中发出的倡议。《人民日报》在6月18日发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通知，决定招生暂停，以改革高等学校招考办法，废止现行办法，将来的办法是推荐与选拔相结合，要突出政治，要走群众路线。《人民日报》同时还配发社论，称“旧招考制度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分数挂帅，严重违反党的阶级路线，把大量优秀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排斥于学校大门之外，为资产阶级造就他们的接班人大开方便之门”。

从此之后，中国的大学停办多年，文革期间，大学成了批评斗争校长、老师、“牛鬼蛇神”、“阶级敌人”的场所，成了用刀枪搞武斗的战场。到了1968年7月，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1971年，“四人帮”炮制出“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其中提出危害深远的所谓“两个估计”：文革前17年的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学教师和这17年培养的大学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973年的大学生招收本来打算略有改进，在推荐、选拔、突出政治的原则之上加一点文化考核，这一点小小的变化在全国成千上万渴望进大学的青年中不知激起了多大的兴奋、多少期望，他们除了勤奋好学之外，实在没有什么本事来满足“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标准。但是，“四人帮”连这一点稍微像话的变动都不能容忍。他们利用辽宁青年张铁生在文化考核时交白卷一事发难，把白卷先生树为“反潮流的英雄”，再次掀起大批判的浪潮，广大青年的学习和上进热情受到无情嘲弄。文革积重难返拨乱反正需要大手笔上学读书需要考试，上大学需要比较严格、全面的文化考核，这本来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常识，但是，文化大革命把最基本的是非观念颠倒了，更何况，关于高校的种种方针和措施，是毛泽东高度重视和亲自指示的，任何变动，都涉及到是不是“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都涉及到是不是“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问题。

文革期间“四人帮”炮制了一部以批判邓小平为主题的电影《决裂》，其中情节的矛盾焦点就是“什么人可以上大学”的标准问题。影片鼓吹的观点是，知识不但不重要，而且往往是负面因素，考核的标准是“是否忠于革命路线”，即忠于文革那一套，影片主人公豪气冲天地举起自己的手，气壮如牛地说：手上长满老茧，这就是上大学的资格！这句话和这个形象，完全就是文革时政治标准的象征。文革时搞文化专政，万花凋谢，这部宣传“革命路线”的电影在全国发行，几乎每个人都熟悉它的观点和情节。这一套现在看起来是邪说谬见的东西，在文革中是如此有威势和深入人心，以至于被许多人当成天经地义。我记得，当我向一个在大学担任系主任职务的亲戚表示自己还有上大学的希望时，他异常肯定地说：“你们还要上大学，想都不要想！”他指的既是政治形势和政治标准，也包含年龄。在这些搞教育的人看来，年近30岁，早就过了读书的年龄。我听了他的话既伤心又寒心：在这些心地不坏的人看来，我们被文革耽搁了，这一辈子就算完了。

确实，1976年秋季中南海内的剧变似乎与社会生活、与老百姓的命运前途没有关系。个人迷信仍然大行其道，只不过在“伟大领袖”之外又加了一个“英明领袖”。甚至到了1977年的2月，权威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在其重要社论中还在宣传“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个后来以“两个凡是”载入史册的口号使不少人对所谓“第二次解放”产生的欢欣鼓舞发生怀疑：是不是“四人帮”没有打倒，是不是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

回归正常来之不易

到了1977年7月，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再一次恢复职位，他复出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开科学和教育座谈会。从报上得到的消息是令人鼓舞的，科学家和教授们纷纷发言，揭露和控诉文革的破坏，提出许多恢复科学研究和大学教育正常秩序的建议。希望的火苗又开始在心中闪烁，虽然我这时已经年满30岁，但我不甘心。

我从小把上大学看成一件神圣的事，我父亲早年毕业于武昌师大，1925年去法国就读于巴黎大学文学院，1927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的经历、见识对我有很大影响。我刚上小学，他就教我外语和古文（他年轻时曾经是国学大师黄侃的弟子，上世纪50年代在四川大学当俄语老师）。在我年届30时，虽然完全谈不上孔老夫子的“三十而立”，但人生观也相当成熟和坚定，我经常向朋友们宣称，人生一世，官可以不当，钱可以不赚，但大学却不可以不读，不读大学是终生遗憾。

我想读书的动力是太大了。我承认，在下乡的艰苦日子，在回城当锻工的时候，我抓紧学习具有功利的目的，我想通过掌握丰富的知识来获得某种工作岗位，从事或多或少带创造性、研究性的工作。事实上，不论在乡下还是在工厂，我的确利用我的知识优势得到一些好处。但是，我的读书动力更具有一种精神性的根本目的，面对文革的种种倒行逆施，我逐渐产生了一个明确的想法：我们这一代必须抗拒愚昧，必须首先把自己从蒙昧和野蛮中拯救出来。我曾和一群知青朋友争论，他们一小群人抓住机会就玩，以朋友关系的亲密无私追求善和美，抗拒文革中普遍的冷酷和残忍，对我整天读书不以为然。我对他们说，“真善美”三种价值中，求真为第一位。有人要剥夺我们天生受教育的权利，要让我们成为没有头脑的机械工具，我把这当成精神强奸，我激奋地说：喜儿受了黄世仁的凌辱要反抗，我们不拼命追求知识就太没有血性了！

6月底，教育部提出改变以选拔和推荐的方式招收工农兵大学生，通过考试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这个办法实际上是把我们“老三届”排除在外，让我们成为文革的牺牲品。我和妻子得知这个情况时，觉得这不公平，这个办法对培养人才不利，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利。我们连夜给邓小平写了一封长信，提出我们的看法和希望，并寄给物理学家杨澄中，请求他转交。我们并不认识这位科学家，只是天天看报纸，感到他的发言思想很开放，对于文革破坏教育、科技、文化的后果认识非常深切。

虽然我们的呼吁信很可能没有送达到邓小平手里，但最后国家的政策确实如我们所愿，我们获得了参加高考的机会。

我后来听说，有关人员曾对邓小平说，招生工作会议已经开过，恢复高考当年来不及，要改也得到明年。但邓小平非常坚定，决定打破常规，坚持当年就改。他说，看准了的事情不能等，招生工作会议，重新开一次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