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人物:“魅力高官”薄熙来

典型事迹:“高干子弟”的他外形俊雅，谈吐智慧风趣，从不打官腔，一口流利英语，是一位极具明星效应的高官，在哪都能引起一阵“薄式旋风”。在大连市，善于改革创新，把大连打造成闻名遐迩的旅游城市；在商务部主导改革成功转型；主政重庆后，透明高效民主的执政风格赢来喝彩，如今又掀起雷霆万钧的打黑风暴。

经典语录:“只有不称职的干部，没有不称职的百姓。”

经典评价:“魅力市长”、“明星部长”。

代表人物:“激进改革”仇和

典型事迹:如同当年长治的吕日周，仇和是另类铁腕改革派的代表，从主政宿迁时一系列超常规的激进改革，到如今的“昆明新政”，使他成为“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他以个性施政方式，对某些体制局限的大胆挑战，在宿迁，推行官员招商、卖学校、卖医院，在昆明，推行各个领域的全面改革，铁腕治政，掀起问责风暴；其行政风格快、狠、猛，招来那些经受不起他激烈改革的地方官员的“骂名”。

经典语录:“我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所以，工作一定能无恃无畏。”

经典评价:“他的铁腕点中了中国政治体制的死穴”、“仇和走红是畸形现象”。

2.亲民品格型:

新世纪倡导“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要求官员更加亲民爱民，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新世纪的官员要更加贴近基层，贴近老百姓，可信、可靠、可敬、可亲，充满对群众的朴素感情；另一方面，他们不再是高高在上，形象“高大全”的传统优秀典型，他们也象任何一个普通人一样，有无伤大雅的小缺点和小毛病，有生活的酸甜苦辣与喜怒哀乐，他们热爱生活，热爱工作，热爱美丽，充满人情味与个人魅力。

代表人物:“警界楷模”任长霞

典型事迹:生前任河南登封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当年打黑锄恶的“警界女神警”，多次深入虎穴，破获大案要案上千起。38岁即任公安局长，亲民爱民，坚持定期接待老百姓，市民皆知其手机号，哪怕凌晨打来都会接听；2004年侦破案件中车祸殉职；丈夫评价她“干什么都想得第一”，但又充满女人天性:爱哭、爱美，爱撒娇。

经典语录:“我首先是一个女人，在我的内心深处，无时无刻不在涌动着几乎所有女人都有的那种亲情和母爱，只是我无法把它给我的家人。”

经典评价:“她突出的就是替群众办事，把案件拿掉，主持公道，亲民、爱民，唤起了民心，所以群众对她好。”

代表人物:“巴山红叶”王瑛

典型事迹:生前系南江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刚正不阿的纪委书记，查办案件铁面无私，却以其高尚品格，令被她处治的违纪干部敬佩感激；她把老百姓当亲人，资助12名贫困学生，帮“背二哥”建民工公寓，为山区群众建“连心桥”；身患绝症的她临终前，还全身心投入抗震救灾中。她坚强如山又柔美似水，痴爱红叶的美丽女性，热爱生命，眷恋美好生活，为新时期纪检监察干部树起了一个可亲可近的美好形象。

经典语录:“我知道我没有多长时间了，能够干一天就是一天。我热爱纪委工作，我要在这个岗位上坚持到最后。至于职级晋升与否，我不在乎。”

经典评价:“像漫山遍野的巴山红叶那么普通，那么亮丽鲜艳。”

3.专家学者型:

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领域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对官员制定政策的水平、执政能力、执政方式和执政形象有了更高的要求，一些高学历背景，甚至教授、博士生导师等级别的知识型、学者型官员渐渐走上了领导岗位，他们专业知识与理论功底非常深厚，实现了内行领导内行，具有前瞻性的理论与突出的实际工作能力，令他们政声斐然；他们通常有着较强的自律性、责任心与荣誉感，德行、品行与操守都值得敬佩。

代表人物:“法学家省长”周强

典型事迹:湖南省委副书记、省长。38岁当选团中央第一书记，倡议发起的“保护母亲河行动”，获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届“地球卫士奖”。“西南政法78级神话”，典型的法学专家，思维严谨，重视规范，46岁主政湖南，成为全国最年轻的省长之一，第一个执政措施是把省内55个行政执法部门的权力界限公布于众。“法学家治省”，提出要让湖南这个中部大省实现“弯道超车”。

经典语录:“要做青年友，不做青年官。”

经典评价:“他是一个实干派，有朝气，抓经济是好手。”

代表人物:“党外部长”万钢

典型事迹:35年来第一位出任部委正职的非中共人士，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长万刚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型高官，回国前已是留德博士，国际汽车界知名专家，他“技术出身，重视技术产业化，崇尚实际”，04年担任同济大学校长，在研究新能源汽车方面成就辉煌。党外人士出任国务院部属“一把手”，丰富了非中共人士参政的内涵，也给权力结构带来重大变化。

经典语录:“人生的水总是深的，但是我相信还会有很多的乐趣。对体制问题，我不希望大家怀着悲观的心态来看待。”

经典评价:“由万钢这样的学者专家担任部长，其执政思路会对决策机制有较大的触动。”

时代精神:进入新世纪，新一代官员群体渐成历史舞台主角，在国家各个政治层面成为中流砥柱。从他们多元化的施政风格，折射出时代对官员评价的新标准:除了要拥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全局意识、强烈的责任感与对群众深厚感情之外，比起老一代官员，他们要有较高的政策水平、较宽的知识面和专业化背景，这也反映出随着中国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对官员的履职要求越来越高；要具有创新思维，敢想敢做敢闯，能够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的要求；要具有国际视野，更加开放与包容，敢于在各种国际化舞台展示形象；同时，他们还要有高抗压能力，从容面对新时期面临的各种复杂局面与社会“疑难杂症”。

一个时代接一个时代，中国官员在政坛上走完了一个甲子。

60年风云激荡，中国官员的形象变迁是中国政治文明不断发展的投影。本刊特梳理出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官员形象变化的几个侧面，以纪念时代的脉络和节点。

盘点60年官员形象之变

◎本刊记者_衡洁

衣着:从中山装到西装

服装，是某一历史时期最直观的印象，也是个人形象最为外露的反映。

在开国大典的照片上，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在天安门上首次集体亮相，毛泽东主席和他身边其他领导人清一色的中山装让世界瞩目。中山装面料硬挺，颜色稳重(多为黑、藏青色)，很适合重大场合的氛围，成为了建国初期官员们的正装、国服。那时，西装是舶来品，普及量远不及中山装。到了文革时，西装甚至几乎接近停做。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吹来的欧美风，官员们的服装开始注入了新元素。第一个穿西装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是胡耀邦，他把穿西装视为培养官员们的开放意识以及展示开放形象的一种手段。在他的带领下，直到现在，出席正式场合的中国官员们服装的主打款基本是西装领带，这一服饰的变化体现了中国官员开放的形象。

“中国风”是官员服装的另一种风格。2001年在上海举行的APEC会议上，中外贵宾选择了中式红色锦缎唐装出席，引发了持续不衰的“唐装热”。近年来，一些民众又开始呼唤中山装的回归，希望官员们能穿着中国特色的中山装来展示形象。不论结果如何，官员着装的发展主线将随着中国经济政治文明的不断发展而日益多元和开放。

学历:从低到高的飞跃

官员学历的发展路径其实和普通群众一样，都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的过程。建国初期的官员很多是从沙场上征战出来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高小”毕业生都算是“秀才”了，一些干部在讲话时都自称是“大老粗”，没多少文化。随着国家教育的逐渐普及，官员的文化水平也水涨船高。尤其是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一锤定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提出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对官员的文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到了2006年，组织部发文明确指出，县党政正职队伍一般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据统计，到2007年，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机关干部已占到88%，比1978年提高了78个百分点。“官员”前已不用特加“知识型”的注解，国家领导人多是名校出身，学者型官员也俯拾皆是。普通公务员中，本科生已成“入场券”，硕士、博士都不乏其人。如近期新闻曝的重庆半数区县党政一把手都在读博。

不过，对学历的重视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当学历成为升职的重要资本，假文凭、混文凭就应势而生。于是，公众又开始将赞扬给予了这个时代的“低学历”官员。先有发改委主任张平的中专学历，后有苏州新任市委书记蒋宏坤的在职大专学历，都被打上了“实力”的标签。这里面也暗藏着公众对“用权力对学历巧取豪夺”的痛恨吧。在公务员晋升机制越来越完善、高等教育越来越普及的趋势下，今后官员的能力砝码将越来越重要，评判的标准也会越来越多元。

出身:从根正苗红到百花齐放

新中国成立之初，一个人日后的从政道路是否顺利，某种程度上来说在娘胎里就注定了。如果他出生在一个贫农、工人或革命军人的家庭，那么他在今后的仕途过程中就会顺利很多，这就叫根正苗红。反之，如果一个人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资本家的家庭，那就意味着，他在入党、提干等发展道路上会处处被卡。“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的“出身论”是那时的流行论调。

文革后，出身论开始从政治舞台上谢幕。进入官员队伍的身份越来越不受限制。尤其是90年代开始逐渐实行公务员“逢进必考”制度后，英雄不问出身，公务员的来源就更加丰富了。出身论变成了能力论，官职向各种社会角色开放，努力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大学学者、企业骨干可以半路杀入公务员队伍实现华丽转身，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也不再是官员中的点缀角色，可以官至一把手。中国致公党副主席万钢被任命为科技部部长、无党派人士陈竺被任命为中国卫生部长，成为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大亮点。随着法治社会的日趋成熟，“逢进必考”规则会越来越完善和规范，官员的构成也将真正百花齐放。

年龄:从终身制到年轻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官员的年龄经历了年轻——高龄——再年轻的路线图。建国初期，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年龄平均为50多岁，正是意气风发之时。文革后，复出的许多部门领导大多数已经是花甲老人。邓小平开始大力提倡培养年轻的接班人，打破领导干部的终身制。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共的各级领导干部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更替为一批年富力强的“年轻人”，“60后”省部级干部成了中国政坛冉冉升起的新星。统计表明，中国45岁以下的机关干部比例已经达到七成。从1982年到2007年，全国省、市、县三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平均年龄，分别下降了8.4岁、6.8岁、5.7岁。人们眼中的官员形象似乎也越来越“娃娃脸”，28岁厅官、29岁市长等新闻不断见诸报端。同时，将45岁作为干部选拔的分水岭，恐怕也是中国当代社会独有的现象。专家表示，干部的年轻化不能一味追求低龄化，关键要看领导班子成员的年龄是否梯次配备。进一步优化干部队伍的年龄结构，形成正向的人才机制，不造成人才浪费，是未来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