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幕：

疯狂岁月百万富翁生而复死 “三不”政策拯救危难于水火

交易所成立以后，证券交易主要是在上海和深圳两地进行，即使拥有几十家公众公司的四川，当时也没有一家证券交易营业部。但是改革开放12年后，很多具有活跃经济头脑的内地投资者已经没有了过去的思想桎梏，远赴上海、深圳开户炒股。

后来被上百家媒体称为农民炒股家的谢贤清就是这个时候去深圳炒股的。据谢回忆，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让他积累了一定的本钱，他是在1991年3月的《深圳特区报》上看到深圳的有关股票信息后，带着当包工头赚来的10万元南下深圳的，生性“好赌”的老谢出手10万买下深宝安的股票。

在上海，也有一些和老谢一样的头脑活络者，1988年从国库券生意中获得百万身家的上海人杨怀定，已经从国库券生意中转战股票市场，他最早买的是电真空，后来继续在“老八股”中寻找暴富之路。

1992年5月，上证所取消涨跌停限制，股指出现剧烈震荡。仅5月18日到22日，上综指从544.35点暴升至1339.99点，单周涨幅146%；更刺激的是，5月21日当天，上证综指从616.99点狂升至1266.49点，单日飙涨105%。“受不了啊，这样的刺激简直让人发疯”，这是当时参加股票交易的投资者普遍的感受。一阵股票投资的狂潮开始席卷全国。

这时在深圳的谢贤清已经成了股票大户，“我当时买下的深宝安已经狂升了10倍以上”。8月，深交所发行500万张新股认购抽签表，全国各地的投资者火速云集深圳，带着成捆的身份证在这里等待认购；8月8日，数十万人在深圳300多个认购表发售点排起长龙，每个人都在做着发财的梦。

当沪深两地疯抢上市股票的时候，1993年春，爆发了全国各地疯抢各地公众公司股票、定向募集的股份公司股权证甚至内部集资入股权证的狂潮，最火爆的当属成都的红庙子。在一条不足百米的街道两旁，云集了数万人，自发交易各种股票、股权证、内部集资证。没有小偷，到处是手握几万、几十万现金的“股疯”，买进、卖出，走过百米街道，有些人已经完成了几次交易，赚到上万元。

“但是经常抽风。清明节前的一天，突然传出政府要清理‘黑市股票交易’的消息，当时把人吓傻了，头天30元一股的四川金顶(600678)一下子掉到10元也没人接盘，到快天黑的时候，又传出政府只是要规范市场，将在城北建立统一的市场。于是，白天暴跌的股票又一次飞升。”当年参加红庙子交易的刘三妹告诉记者。成都的红庙子市场是全国最大的自由股票交易市场。其后几年，四川的股票交易量长期名列上海、深圳之后排第三，与红庙子的股票启蒙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1992年到1993年，股市两次冲上1400点以上的高位，形成两个高高的山峰，股市的暴涨暴跌既成就了一批暴发户，同时又很快消灭了这批暴发户。能够保留下来的不多，据当时被称为上海八大金刚之一的杨百万回忆：“我信奉的是落袋为安，所以成为惟一的幸存者。”

这样疯狂的岁月，对于股份制的全国推开是具有示范意义的，但疯狂投机的弊端也是明显的。1993年下半年以后，股市进入一次漫长的熊市，甚至有人提议关闭股市，是用改革的手段解决前进中存在的问题的主体思想，催生了1994年8月1日“三不”政策的出台，股市从325点一路冲到1000点以上，但是真正的牛市是在1996年以后才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