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厂干活

受不了灰尘

小胡带着一身的轻松来到了位于洪梅镇的那家液压厂。

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广东首当其冲受影响，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企业，受冲击更大。当时的劳动力市场一片萧条，劳资双方都觉得日子“非常难过”。

而小胡所在的液压厂开出的条件看起来不错，底薪1000块，每天工作8个小时，而最吸引他的是:不强制加班。

小胡在液压厂里担任车床的操作工，负责操机、编程。每天晚上想加班就加班，从6点到10点，随你加班几个小时。平时也可以随时请假，只是当天没工资罢了。

每个月的18日是小胡和工友们最开心的日子，因为那天发工资，小胡一个月的工资有1500块钱左右。发工资的第二天，工厂放假，小胡便多请了一天假，以便回趟万江的家——五六年前父母用打工攒下的钱在那买了一套二手房。

小胡在厂里做了两三个月之后，东莞经济复苏。随着订单的增多，很多工厂陆陆续续开始大量招人，此时已出现了所谓的“民工荒”现象。熟练的技术工人很紧缺，普工的工资却被压得很低。

小胡心里有些动摇，因为他听说技工的月工资都能拿到2000元以上。液压厂虽说是每月底薪1000元，但是工作日是按每个月26天算的。如果按22天算，则一个月底薪还不到800块，和其他工厂比，在薪酬方面没有很大的吸引力。

而工厂恶劣的工作环境也是让小胡耿耿于怀的原因之一。因为液压厂铸铁，会产生很大的灰尘，虽然有免费口罩发放，但是小胡觉得戴着口罩很不舒服，“夏天太热，一天下来，身上的皮肤变得黑乎乎的。”小胡决定再次辞职。

9月30日，小胡找到财务结清了工资，收拾铺盖回万江过国庆节。

嫌组长太凶

五金厂辞职

过完国庆，小胡再次来到智通人才市场，已做过两份工作的他决定找一个没那么累、收入又过得去的工作。然而，小胡发现，10月份的人才市场普工工资还在下降，招车床工的很少，底薪大部分都在七八百块。

小胡一连三个星期的周末都在人才市场度过，可是一无所获。

11月初，小胡找到了一份在茶山镇某五金厂做操作工的工作。

该厂底薪是按22个工作日算，770块钱，即35块钱一天。如果每天加班两个半小时，一天就能赚50块。这样算下来，一个月如果不休息的话，能赚2000块以上。

可小胡一进厂，就发现组长特别凶。他不断要求工人加快速度，做快了要求你更快，反正就是不能停下来休息。“我跟其他工人站在一边讲了几句话，就被他骂得狗血淋头，特别难听。”小胡说组长还动不动就罚款，每次10到20元不等。

有一次，有两个工人弄丢了一把千分尺，每人被罚了280元。“一把千分尺顶多100多块，这样罚款太不合理了。”小胡害怕哪天也被组长抓住了把柄被罚款，于是在做了20天之后，小胡第三次辞职。

已成月光族

不敢交女友

据农业部统计，2009年外出打工的农民工1.4亿多人，比上一年增长了900多万人。小胡就是这增加的近千万人中的一个，他属于金融危机后第一年进入城市打工的“80后”，和大多数人一样，小胡很快融入了城市的生活。

吃、玩、上网,使得第一年工作的他在“80后、留守儿童”等之外，又贴上了一个“月光族”的标签。

如果说“80后”是无法选择的，“留守儿童”是过去的无奈，那么“农民工”则是城乡二元体制下的产物，社会把他和父母归为了一类，而“月光族”则反映了这一代人有别于父辈的生活方式。

小胡在工厂打工，食宿是全包的，但是饭堂单调的饭菜让这群年轻人索然无味。于是工友们便会三五成群地到厂外的大排档、小饭馆开开荤。

“男孩交际是比较多的，出门靠朋友嘛。”小胡每到一个工厂，都能找到三五个“饭友”。一有人号召出去，大家便会响应。4个人吃一餐一般都是在50块钱以下。“我们都是轮流请客，大家都不吃亏。”小胡说。

如果要去大排档吃好一点的小炒，就要100多块了，“但不常去，除非过节或者有什么事需要庆祝的。”小胡上个月参加了一个工友的生日晚会，10多个人在饭店吃饭，加上酒水，总共花了400多块钱。

除了吃，小胡最大的开销就是去网吧上网。“有时不想加班就去上网，每次最少上两三个小时。”小胡有时上网上到凌晨一两点才回到宿舍。

“交了女朋友么？”南方农村报记者问。

“我每份工作都做不久，都没时间认识人。”小胡有点无奈，“再说了，我连自己都养不活。”

“现在有什么打算？”

“如果找不到工作，我就回家等过年，反正同学那么多，两个月很快就会过去。”小胡现在其实很想回趟湖南老家，从2006年出来读书后，他只回过一次家。

小胡说，老家有个曾在建材公司做业务的同学在QQ上邀他一起合伙卖瓷砖，但是三四万块钱的启动资金让他很是头痛。

靠打工存钱，小胡显得很没信心，“工资起码要2500块以上，省吃俭用每个月才能存1000块。”小胡说如果有钱，自己很想在东莞开家服装店。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春光呼吁健立全国公民平等机制:面对金融危机，80后农民工更无助

南方农村报:东莞去年工厂倒闭，农民工离开；今年经济回暖，工厂却招不到人，出现民工荒。您对这一现象有何看法？

王春光:这个现象是不正常的，要解决这一问题，企业和政府都有责任。企业生意不好，就想办法把工人赶走，这对企业的长期发展是不利的。企业要有稳定员工的机制，在面对像金融危机这样的短时性困难时，可以给农民工发放一定的生活费，这也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很好体现。

南方农村报:那么政府能做什么？

王春光:农民工问题不仅是劳资关系的问题，更是城市化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政府要让外来人口完全城市化，给他们建立良好的社保体系，让农民工在短期的危机来临时不至于拍屁股走人。其次，政府要给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制定一套适合国企、外企、民企的标准化考核机制，颁发各类技能证书，方便农民工在一个厂倒闭的时候能凭技能证明在另一个厂谋生。政府还要制定转岗培训机制。以前国企倒闭员工下岗，政府就有很多转岗培训机制，因为政府把国企员工当“自己人”，现在很少政府把农民工当自己人，对农民工投入的财政太少。

南方农村报:80后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有什么区别？

王春光:80后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已经和城市人没什么很大的差别:衣着潮流、手机先进、喜欢上网、极少寄钱回家，就连口音都差不多，比如在广东打过几年工的，有很多人粤语都讲得很好。由于对网络的熟练运用，80后的说话胆量、开放程度和交际能力已经远远大于第一代农民工。随着信息量的增多，他们的社会资本也多了很多，人脉关系在亲戚、老乡、同学之外，还有网友。

南方农村报:为什么他们社会资本增多后，在今年找工过程中并没有更顺利一些？

王春光:社会资本的增大却对他们的竞争力没有带来显著的提升，因为这些社会资本同质性非常强，他们很难交到有权的、有钱的朋友。因此面对危机时，80后农民工依然和第一代一样手足无措，而不能吃苦的他们会显得更加无助。80后农民工对工作的要求也提高了，工资低的不干，环境差的也不愿意去。网络扩大了这些农民工的知识面，他们有更多的权利意识，对于一些不合理的剥削会做出反抗，最常见的就是辞职不干。

南方农村报:80后农民工怎样才能更好地融入城市？

王春光:80后农民工最大的问题就是囿于身份的限制，不能完全成为市民，无法享有各种市民的基本权利。大部分城市对外来工还没有具体的接纳制度，这也导致了农民工对于城市的归属感还不是很强烈，因此金融危机之后，农民工大量离开。没有住房公积金、不能享受经济适用房等政策，农民工就很难在城市定居；不能参与社区选举，不能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农民工就不认为自己是本地人。诸如此类的市民待遇的缺乏会慢慢给城市的管理带来很大的问题，譬如治安、环境的恶化等。

南方农村报:市民待遇要靠什么机制来解决？

王春光:农民工为这个城市创造了财富，缴纳了税收，政府就有责任和义务为他们提供市民待遇，提供保障性住房的规划、劳动和社会保障、教育保障、生命保障，扩大其社会参与范围，把农民工看做自己人，让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这样农民工才会珍惜这个社会，接纳这个城市，服务这个城市。全国公民平等机制是现代化国家的基础，城市户口必须放开，城乡二元结构的藩篱必须打破。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人口流动的健康和可持续性。

“我根本就是个失败者”——广东80后农民工返乡，婚姻和创业灰飞烟灭

小胡进城不易，小欧返乡更难。同为80后，只有初中学历的欧志坚退回家乡后，接连遭遇了离婚和创业失败的打击，“努力了，为什么总是得不到回报？”欧志坚的疑问让我们反思，他的失败，除了个人因素之外，是否还有社会机制的问题？

仰起脖子，灌下一盅白酒，欧志坚抓起手机，给“道上的朋友”打了个电话，询问当晚六合彩开奖情况。“又没中。”一丝失望从眼角掠过，旋即，他的眼神复归空洞。

返乡之后，打击接二连三:离婚、创业失败，这个1983年出生的小伙子，失却了往日的爽朗，六合彩开始侵入他空虚的生活。“我知道中不了，只是让自己有点期盼，有点寄托。”欧志坚扽了扽衣服，将衣领竖起遮住半边脸，话语间流露出无限的萧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