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地款拖欠十三年

化合路征地款问题要从1996年说起。那年初，为了将化州到合江的公路改造为二级公路，化州市政府决定将原化合路进行加宽和硬底化，同时进行线路改造。

新的化合路通过凤口村时，村中的40多亩土地随之被占用。除了知道土地被征收以外，曾任凤口村负责人的吴茂志和大多数村民一样，不仅没有拿到分文征地款，而且连征地款总额也不清楚。

2006年初，作为村民代表，吴茂志开始向各级政府反映化合路征地款拖欠一事。他自己也记不清去过多少次政府，找过多少个部门。除了知道化合公路征地由原化合路指挥部负责，如今化合公路指挥部已经撤销，两位总指挥一位高升、另一位已经退休的信息外，征地款该由谁支付至今仍不清楚，“街道办说是由公路局支付，公路局说由街道办支付。”

对于吴茂志的说法，记者也有体会。今年11月初，化州市地方公路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称，化合路征地款应由街道办支付。而河西街道办党委书记李文标则告诉记者，化合公路是化州市修的路，“街道办没有钱”。李文标还称，化合路原本打算用收费的方式补偿征地款，但所修的丽岗收费站被省里严禁收费。后来化合路被省交通厅购回，作为285省道的一部分，至于购买的资金是否到位，他并不知情。

李文标透露，去年11月，化州市政府向省交通厅打了报告，称河西街道拖欠化合路征地款160万。今年9月，省交通厅就此进行了专项审计。李称，尽管化合路还欠债务，但征地款已由承包商先行垫付，政府并不欠村民的钱，只欠承包商的钱。

“不管怎样，我们就是没有拿到钱。”吴茂志称，即便村集体收了钱，政府也要给村民一个交代。

然而，让吴茂志万万没料到的是，由于经常上访，他已经被政府“盯梢”，不但征地款的问题没得到解决，自己还几次遭到了“软禁”。2007年9月25日下午4时许，吴茂志在凤口村市场被北岸派出所带走，随后被“学习”29天；2008年10月26日开始，被困在家中3天。而2009年，“学习”运动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峰，从9月13日到10月8日，从11月29日到12月28日，一年中，他有将近两个月在下×宾馆反锁的房间里，与一些看守他们的“不三不四”的人一起度过。

截访学习花费六万

“一个月内去三次北京，早该教育了。”河西街道办党委书记李文标认为，村民根本不是去信访，而是去闹事，因此，适当的教育是应该的。他还称，课程是政府根据村民反映的情况设立的。授课老师包括信访、国土、司法、法制等部门的官员。每位上课老师都要考勤，政府还要给予相应补助。然而，在吴茂志看来，所谓的官员授课，不过是官员教训上访民众，最后都是以大吵一架结束。

而化州市委办一位负责人透露，这次之所以将经常上访的农民关在宾馆“学习”，是因为上面下了死命令:年底前，各地一律不得再有人进京上访，否则，将通报批评。

更让李文标感到不满的是，截访加上“学习”花费巨大。

今年9月8日，为了接回到北京上访的吴茂志等8位访民，街道办请保安公司派人押送他们返回。每两名保安押送一名上访者，费用为5500元，这笔钱包含人工费、车票和伙食费。这样，河西街道办付给北京安×鼎保安公司达4万多元。对这笔费用，保安公司连发票都不开一张，这让李文标直呼“太黑了！”而在下×宾馆的26天，总共花去2万多元，包括住宿费、伙食费和讲课费。

当他听说有些县市的截访费用都是由县市财政支出时，便更加郁闷，“市政府只是出人，我们出钱。村民上访，我们还会挨批评。”

对于政府所说的苦衷，吴茂志并不赞同，也不打算原谅政府关押自己的行为。事实上，今年10月14日，吴茂志和其他7人已经就今年9月起被非法关押26天的问题，向河西街道办正式提起了国家赔偿，赔偿金额共计16万多元。这一次出来后，吴茂志称，还要继续告政府。

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嵘谈信访制度弊端与改革——警惕信访恶性循环

本报记者就信访问题采访了中国社科院农村所教授于建嵘先生。

南方农村报:吴茂志被当地政府抓去学习，只是因为化州受到了茂名的批评，而不是他本人有什么违法问题。

于建嵘:“办学习班”是地方处理上访者的常规套路之一。与截访、送劳教等相比，这还属于“怀柔”型的，没有使用暴力。政府这样做是为了完成控访任务，毕竟上面已经下了死命令。虽然不是最恶劣的，但这样的做法仍属于公权力非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是一个性质严重的问题。

南方农村报:每逢节日或重大活动，一些老上访户就被政府蹲守或者被抓，根本不能享受节日，你怎么看这些人的遭遇？

于建嵘:一方面，老百姓知道在这些敏感时期上访能给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同时中央给地方政府的防控任务也很重。为了完成防控任务，政府就要先排查那些可能上访的人，再加以稳定或者进行控制，防止这些人进京上访。这就是所说的“稳控”。我们的身边，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侵犯上访者权益的事件。在各种敏感时间，总有些不合时宜的人会被以各种方式驱赶到各种阴暗角落，短暂地失去人身自由。这些都根植于信访责任追究制度。

南方农村报:村民上访后，不仅问题没解决，还被教育、拘留等，从而增加了新的上访动机。

于建嵘:这是信访的恶性循环。信访后不仅老问题没有解决，还增加了新问题，这种现象也较普遍。只要存在信访的一票否决，有信访责任追究制度，这种现象就不可避免。

南方农村报:一些官员甚至动用社会人员去威胁或瓦解反映问题的村民。

于建嵘:政府动用这些手段是存在的，这也是政府的一种博弈手段。

南方农村报:一些地方官员称，接访村民，花了钱，还要被告，费力不讨好。你怎么看基层政府在信访中的角色？

于建嵘:基层政府在信访制度下面临两种压力，一种是来自村民的压力，要解决农民的问题，甚至成为被告。另一种是来自上级政府的压力，主要是防控任务。这两种压力同时存在，难以调和。

南方农村报:今年有关政府截访，上访者遭拘留、甚至强奸的事不绝于耳。今年的信访有何不同？

于建嵘:今年信访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政府截访、上访者遭拘留的事一直存在。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媒体更加关注这个问题。尤其是上访者被强奸、黑监狱以及专业截访公司的事曝光后，更引起了大众的关注。

南方农村报:今年11月，《瞭望》发文指出京城周边形成了截访产业链，并暴露了种种截访中的潜规则。

于建嵘:有需求就有市场，信访狂潮之下，截访开始出现市场化、商业化的运作，这是信访压力体制催生的“利益链”。虽然让人愤怒，但只抨击链条最下端的保安公司显然起不到多大作用。

要从根本上化解信访难题，还是需要进行全面的改革，那就是短期内给各级党政部门减压和给信访公民松绑，上级不对下级下任务，不搞“信访一票否决”，政府不要对信访级别作特别的限制。从中长期来说，要剥离信访制度的权利救济功能，将信访部门归于人民代表大会，并在调整社会各群体间利益分配机制的基础上，寄希望于司法制度的完善和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功能的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