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家当中，伯林因为他的世俗性而显得突出。他喜欢交际、善于处世，一直过着养尊处优、舒服快乐的生活。他喜欢与社会名流打交道，曾把布罗茨基约到伦敦一个贵族化的高级俱乐部见面，弄得流亡诗人手脚无措、满心困惑。他曾坦率地对人承认，他活得快活，是因为他总是生活在表层上。他有自知之明，从不自欺欺人，他的幸福笼罩着内疚的阴影，在回答他一生中最吃惊的事情是什么时，他说，那就是，在经历二十世纪那么多可怕的事件之后，自己竟然还能如此平安、如此幸福地生活。

中国人与伯林的相识可以用相见恨晚来形容。他于1975年离开自己亲自募款筹建、担任院长的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十年之后，我去英国留学，成为该学院的成员，遗憾地无缘与他见面。当伯林于1997年去世时，中国大陆知识界毫不知情。一位台湾学者把消息传过来，并认为如果我们不表示对这位当代重要思想家的关注和了解，对于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有些说不过去，但他写的纪念文章被北京一家以思想文化性著称的书评杂志一再拒绝。最后，还是南方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组专文。

进入新世纪后，伯林的著作被翻译为中文，像雨后春笋不断出现。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一窥伯林思想全貌，并通过他对西方思想、历史的诠释加深对于西方文明的理解。■

延伸阅读

● 《自由论》

[英]以赛亚·伯林著，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 《俄国思想家》

[英]以赛亚·伯林著，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 《启蒙的时代》

[英]以赛亚·伯林著，孙尚扬、杨深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

● 《自由及其背叛》

[英]以赛亚·伯林著，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