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公正

社会公正是「新左派」和自由主义分歧的焦点所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进一步深化，社会发展的问题特别是不平等问题越来越突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改革的进程。判断社会不平等问题的依据及其解决途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自然各有各的道理，其间，你来我往争论得十分激烈。关于社会公正的论争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 关于中国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原因分析。

「新左派」认为，过度的市场化改革是中国贫富不均、分配不公现象的根本原因，实行市场机制必然导致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还造成了经济危机、权钱交易、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分配的不合理，加剧了特权阶层的特权、增加了奴役，使中国处在「到奴役的道路上」。自由主义者则认为，事实与「新左派」的诘难相反，中国目前严重的分配不公现象并不是正常的市场经济的结果，而主要是掌握权力者凭借权力牟取巨额不当利益造成的，这恰恰与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及相应的政治制度有关，也正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不充分、残余的计划经济和现行政治体制孳生出金权交易的结果。「新左派」强调，造成两极分化和分配不公的另一个原因是「效率优先」的发展主义现代化道路，因此必须彻底放弃效率优先和发展至上的政策路线。自由主义对此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不同的主义对效率有根本不同的看法，若不问「效率」的内涵是甚么，却泛泛地指责效率优先，并把公平与效率对立起来，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计划经济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认为，国家应亲自动手、包办一切，以行政命令代替市场调节，这样才能达到最高效率。这种把个人的发展权变成国家的发展权的发展主义，从来就不是自由主义的立场，而且是自由主义所极力反对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尊重每个人的自由与权利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才可能是公正的制度，也因此才可能成为最有效率的制度。在计划经济下，对个人的公平与国家所追求的效率之间的确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只有当自由市场经济和实行宪政民主的政体诞生之后，效率与公平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才可能得以缓解。

2. 消除社会不平等的对策。

由于「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的理念不同，对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扩大、腐败泛滥、国有资产流失等社会病症的病因诊断不同，自然两者的解决方案也就有着根本的不同。总体上看，两者的分歧在于:（1）「新左派」主张维持财产公有、强化国家的权力，通过财富的再分配遏止不平等现象的加剧，「新左派」认为，为了消灭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处境，必须大大扩展政府的再分配职能，因此需要大力加强政府从民间提取财富的力度，把民间的财富转移到政府手里；而自由主义者则主张，改进竞争规则的公平性，深化经济自由，从而让公正的竞争来调节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财富的流动，同时要限制政府的规模、职权和供其支配的资源；（2）「新左派」主张终止市场化的改革，自由主义则主张加速市场化的改革；（3）「新左派」主张限制中国的自由化和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者却主张加速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步伐，通过确立有限政府、法治和宪政，来消除造成腐败、干部滥用权力、社会两极分化的真正原因。

概括地讲，自由主义与「新左派」都认为，经济的分配应当遵循公正的原则。双方的分歧在于，自由主义关心的是交换的公正，而「新左派」在其对手看来只关心分配结果的「公正」。「新左派」认为，公平的分配只有通过生产资料的共同（国家）占有和财富的「社会」（国家）再分配才能实现。而自由主义者认为，这种片面追求「公正」的分配结果的分配过程本身就可能是不公正的。自由主义者认为，竞争的方式有公正、不公正之分，凡通过正当、公正的竞争方式产生的分配结果则并无公正、不公正之分；「公正」的原则是发现的，而不是被制定的，根本不存在公认的、公正分配的普遍性原则。那种片面强调分配的「社会公正」说有内在的逻辑矛盾。人们应该按照规则来玩游戏，其结果或赢或输；公正本身则不应是赢者手中的奖品，也不应成为分配的对象。若建立刻意保障一些人得到特定分配结果的制度，就像欲保障竞赛中的某一方必须获胜一样是荒谬的，这样的「公正」是对公平竞赛原则的彻底否定，只能带来更大的不公。一旦用「公正」试图去抹平输赢的界限、替代规则来指定比赛的结果，这肯定是不公正的，必定会干扰游戏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