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人成本低，简单省事

在公权力面前，普通人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当一件事发生时，没有比去抓一个普通人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了。因此，响水县的处理办法是找到第一个打电话的人，抓了找个人，事情便算“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2009年发生的河南杞县利民辐照厂事件中，发帖的张某成了替罪的羔羊。在当下中国言论空间逾趋逼仄、公权力肆意挥霍的情况下，落实现有法律已属困难，借鉴法治国家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制经验则属痴心妄想，类似的抓人仍然层出不穷。也许有一天，你我可能就是下一个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张某。[详细]

抓人效果好，立竿见影

抓了一个造谣者，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怕。其他人不再敢随便说话了。说到底，这仍是“使民战栗”的执法逻辑。对于一方政府而言，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并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内不再出现类似问题，这就是成功的。在短期内，这可能的确效果很好。并且，现在的行政体系决定了官员并不需要考虑太长远，目前不出现问题就可以。去做更多，反而是为下一任做嫁衣，没人愿意做这种事。

习惯性用“堵”来解决问题

芝加哥大学教授赵鼎新认为，“近年来，中国政府在现行体制的框架下为维稳做了很大努力。当前的吏治不可谓不严，但在老百姓眼里，当官的似乎都与贪官污吏脱不了干系。中国近年来也开放了主流媒体对灾害和公共事件的报道，但这并没有显著降低谣言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总体上说，中国现在正处于这么一个阶段，即，政府几乎采取了体制范围内可采取的一切措施，并在维稳上投入了大量资源，但公共事件仍然时有发生；尚缺乏将目前发生的公共事件纳入体制轨道的努力。这才是症结所在。”[详细]

破除谣言生长的土壤，公开信息消除恐慌

信谣源自恐慌，恐慌源自无知，无知源自不公开。所以德国诗人席勒才会告诫世人：若要谣言无处藏身，就应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也即我们所说的谣言止于智者、止于真相。谣言的出现，从侧面反映出信息公开的不畅通。用及时、充分的信息公开保障人们的知情权，是遏制谣言的一剂良药。关于信息不公开的最典型案例便是2003年的非典。由于真相被隐瞒，造成了大范围的社会恐慌，各种谣言满天飞，板蓝根卖成天价。[详细]

增加政府公信力，多点信任少点习惯性辟谣

谣言事件，对政府的公信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个政府不可指望通过临场发挥收获信任，信任必以日常行为的积累为基础。除此之外，不少社会事件还让我们看到政府在信息传播面前所处的尴尬位置，这种尴尬有的并不是一种客观形成，而是由于政府主观造成，是政府自身存在的问题。政府要增加自己辟谣的可信度，不要再习惯性辟谣，一件事情出来了首先是否定，而要更有技术含量，需要给出足够的证据来。[详细]

发展理性的社会性组织，出事不能只靠政府

芝加哥大学教授赵鼎新在谈到国内的公共事件时说，“国内的志愿性社会组织发育不良，公共事件大体都是自发产生的，而不是有组织的，再加上一些地方政府和媒体公信力的下降，就使得谣言在公共事件的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我们可以说，决定中国公共事件发展的关键是感性而不是理性因素。理性的社会组织力量的薄弱容易使社会矛盾朝着负面的方向发展。前几年发生的瓮安和石首事件就是典型例子。”

美国的芝加哥学派提倡“小政府、大社会”，国内学者熊培云也有类似表述，即“重新发现社会”。在发生公共事件时，理性的社会性组织能将其拉入良性轨道。[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