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对批评时评影响较大的是叶匡政的《时评正在成为一种脑残文体》，用语很直白，反对和支持的声音都不少。我对此是基本认同的，但叶文主要是以揭示现象为主，而分析原因比较少。我自己偶尔也写时评，同时还是编辑，也算阅时评无数，以此为基础，谈几点写时评的要求。我以为，这是最基本的。

一、明辨新闻事实

如果你的评论是基于虚假的事实，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不要完全听信媒体报道，很多媒体是不靠谱的，很多媒体人的职业素质是值得怀疑的。众所周知的是黄静案，最后发现事实未必像先前想像的那样；我还想提的是彭宇案，最开始不管是纸媒还是电视媒体，平衡报道都做得很差：以影响最大的南京某电视栏目的节目来说，老太太一家发言的时长不到十分之一，尤其是其中一个段落，彭宇说了很长时间，轮到老太太一方，居然连一句话都没有说完就被硬生生切掉了。当时我感慨，给我同样的素材，我可以编出一个指向完全相反的片子，这个一点都不夸张。

至于"张孟苏"，当初也是骗倒了一大堆时评人，骗局穿帮之后，居然有时评人说"不管张孟苏的事件是否虚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教育弊端确实存在"，难怪有人说"时评作者不要沦为耍嘴皮的诡辩家"。最近的一例是北外女生被退学。作为时评人，要有分辨的能力，这是基本功，不要说"我怎么知道这是假新闻"，可供参考的指标很多：比如该媒体的公信力如何，该篇报道的质量怎样，等等。

二、多收集相关资料

光辨别新闻的真假只是第一步，还需要多查找背景资料。比如这次茅于轼的"廉租房论"，原新闻只有一句话："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这样的房子有钱人才不喜欢"。但是茅于轼为什么会这么说？他所说的廉租房的对象是现有政策规定的具有城镇户口的贫民，还是包括了农民工在内？这些信息在新闻中都是没有的，需要自己去找。

很多人完全基于这句话就开始大发评论，批评茅于轼没注意到寻租才是最关键的原因，茅于轼歧视穷人（实际上我认为单就这句话茅于轼也没错，但这涉及到知识储备和生活经验的分歧，这里就不展开了）。茅于轼怎么会不懂得寻租最重要？又怎么会歧视穷人？——如果对茅于轼以往的言论和行为有所了解。比如刘洪波老师说茅于轼提出了一个新概念："争取农民工住廉租房，多大的建议，茅先生为何未说出重点，而去谈论厕所不要有，并身受舆论的炮火？是不是茅先生没有意识到他的廉租房不同于政策上的廉租房，从而忽视了一个重大的建议？"其实这哪里是新概念啊，这是茅于轼的老生常谈，而且，这不能怪茅于轼没说清楚（正如前面所说，这是访谈里面的其中一句而已，而非专论），而要怪评论者资料收集工作做得不够。

而张鸣老师基于对穷人和茅于轼的了解，说"那些攻击茅于轼的伪穷人立场"，我更赞成张鸣老师的看法。我认识的时评人莫之许，水平不可谓不高，但据他说，写评论之前一般也会花两个小时收集相关资料，我想这是值得学习的。

三、不要简化批评对象

很多评论喜欢骂批评对象愚蠢、愚昧，说某件事如何荒唐，如果这些话不是意气之语，如果不是因为前面提到的两个原因，那就是作者根本未能洞察事件背后的合理性。摄影记者卡帕有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换成写时评，或可说："如果你觉得不可思议，是因为你了解得不够多"。以肖志军事件为例，大多数评论都集中于签字制度，在我看来，是因为他们觉得肖志军的所作所为不可思议，所以只能习惯性地用那套法律、制度话语。而实际上的肖志军这样的人很多，他不过是知识谱系落伍而已，不是说一句"偏执"就可以完全抛开的。如果能够理解肖志军的行为模式，那这件事最有意义的讨论也许是中国的社会隔膜。

再比如范美忠事件，郭松民之所以会在一虎一席谈落下风，还是在于太轻视对手了，难怪有人说会说"范美忠给时评家上了一课"。还有近期很火的《中国不高兴》，真的那么一无是处？至少我读了之后觉得不是那样的，而大多数报纸的评论都是一边倒批评该书，比如徐迅雷老师的《因为不高兴一路反到底》，有朋友跟我说文章一气呵成，读了很快意，但所以"快意"，也就是出了一口气而已。我同意曹林兄所写的《"理性爱国主义"垄断理性符号太霸道》："这是一本炒作色彩浓厚的书。""其间不乏深刻洞见和理性判断。""动不动就骂别人是"左愤"，其实自己何尝不是"右愤"呢？"

之所以会简单化、矮化批评对象，在我看来一是因为偷懒；二是太过放纵自己的情绪。这样一来，等于人为把对手的水平降低，批评起来固然方便了，但“自己树靶子自己打”有什么意义呢？

四、不要急于"学以致用"

经常看到很多评论使用不恰当的分析工具，明显可以看出，作者是先知道了某个概念，太过急于"学以致用"。印象比较深的是几年前的曹林，经常看到他的评论引用某个政治学、经济学概念，但运用得未必恰当，比如用"边际效应递减"这个概念说姚明不应该得劳模，明显运用不当，这么说来，把盖茨评为全球最伟大的企业家也是没必要的，反正他也那么多荣誉了。关键的问题应该是是否名正言顺？我个人认为，之所以让人别扭是因为：劳模是计划经济之下的激励机制，而姚明是市场经济的成功者。

何清涟很早写过一篇《经济学理论与"屠龙术"》，批评经济学学者不搞脚踏实地的调查，只是坐在书斋纯粹靠理论发言。何清涟的批评完全适合时评人，且不说很多时评人连屠龙术还只是皮毛，远远不如何清涟批评的经济学学者。不知道是巧合还是经济学是显学，这种情况在经济评论中比较常见，很多经济评论连语气都把张五常学了个十足，但其经济学功底实在不敢恭维。所谓“厚积薄发”，这是急不得的。

五、不熟悉的领域不要写

翻开报纸评论版，到处都是那么几个熟面孔，不仅量大，而且关注的领域也广，简直无所不通，让人惊讶。在我看来，要写好时评，首先是要熟悉，要么有专业知识，要么有生活阅历。临时抱佛脚的准备工作做得再足，也无法填补专业知识和生活阅历的短板，何况很多人还基本不做准备工作。所以很多评论仔细一读，还真是"卑之无甚高论"，而最可怕的不在于言常人之所言（虽然有其价值，但毕竟价值不大），而是很可能犯错。

比如张鸣老师曾经写过一篇《中国观众看比赛时别乱嘘》，说奥运篮球比赛运动员罚球时中国观众的嘘声很不文明，其实如果经常看NBA，就知道这是常态，甚至可以说是篮球文化之一种。不仅仅是中国人这么做，说起来我们还是向美国人学的，即使硬要说不文明，至少也应该提到这个背景。张鸣老师这次少有的失手，很明显是因为贸然闯入不熟悉的领域。张鸣老师已是相当慎重的了，大多数评论都是关于教育与政治的。其他"万金油式"的时评作者太多，不提也罢。这点我也要自省，隔一天写一篇评中评太频繁了，虽然更多的只是综合众多评论者的意见，但也难免说错话。

其实这五点并不是那么界线分明，而是互有交集，这么写只是为了行文方便。写出来希望与其他时评人、时评编辑共勉。现在时评很热，但同时又是泥沙俱下，从业者不自重，读者放弃的那一天也就不会远了。

凤凰网评论编辑：彭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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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评中评：中国人你真的不高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