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林

之所以要给“理性爱国主义”加上引号，是要鲜明地表达一种态度:我也是一个理性爱国派，力挺理性爱国而不是器物爱国、口水爱国、口号爱国、情绪爱国、下半身爱国。我反对的是那些伪理性爱国者，垄断着对理性爱国的阐释权，将理性当作一种口号，当作一种压制不同声音的大棒。他们不是真正耐心地从理性上去驳斥那些“不理性”的声音，而是自命真理、傲慢霸道地给看不顺眼的态度或思潮贴上一些诸如“脑残”、“非理性”、“狭隘民族主义”之类的污名标签，以大棒压人而不是以理服人，以污名损人而不是以逻辑胜人，用非理性的方式霸占着理性的阐释权。

近期，“理性爱国派”正展开对《中国不高兴》一书的围剿，但其作为，不见得比他们批判的“狭隘民族主义”更理性更高尚。

不否认，这是一本炒作色彩浓厚的书。从书名到内标题，一系列大胆的判断、反对的姿态和刺激的口号，明显是为迎合炒作和畅销而设计。因为是五人对话的整理稿，缺少书写体的严谨、理性和逻辑，信马由僵地胡吹乱侃，加上五人观点极其一致，很容易陷入互相强化、互相吹捧、互相论证、极端自恋的自闭状态。许多观点与《中国可以说不》相比，没有什么长进，无非是将“生存空间理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国家主义”等进行了一番“老黄瓜刷绿漆”的技术操作:为中国臆想了无数个敌人，作了无数个没有数据支撑的大胆判断，骂了无数个自由派精英，主流媒体都是文艺腔和太监腔，时刻准备战争等等。

但是，此书也并非一无是处，其间不乏深刻洞见和理性判断。比如，黄纪苏对民主的判断就很睿智，他从功用、能力和价值三个维度分析了“民主是个好东西”；比如，对一些媒体和精英的逆向种族主义的批评也很到位，一些精英“逢中必反”，一些媒体毫不尊重事实地美化欧美、丑化自己国家，这些倾向都值得深思。其对大时代、大目标的追寻，对内忧外患的判断，对“内修人权”的强调，也都非常有意义。

针对此书的批评，应该建立在了解对方观点的基础上，这才是真正理性、开放的态度——既然在“爱国”上有共识，都是为了民族和国家利益，只是角度和方式不同，有什么不能沟通的呢？可许多自命为“理性爱国派”的人并没有这样做，而是以一种习惯性的不屑和傲慢来对待“不高兴”的声音，仅凭自己的感觉和偏见匆匆忙忙开始了骂战。比如，一位批评者接受媒体采访时就称，自己买了一本，但翻了一下就没再看——不屑和鄙视之情溢于言表。既然根本没看，你的批评以什么为依据，你凭什么就说人家“不理性”？

很多人并不懂得“批评之道”，还不习惯摆事实、讲道理，更缺少对“异见”的尊重——事实上，许多“理性爱国派”正是如此，理性成为他们砍人的一把刀。反对你，就给你贴上一个“非理性”的标签，扣上一个“狭隘民族主义”、“器物爱国主义”的大帽子，没有交流和沟通，专盯别人偏激的只言片语大发议论，然后就霸道地开始自己那套关于自由和民主自说自话的演讲，自以为掌握着真理。所谓“理性”，不过是一种对语词的垄断，而不是真正的以理服人——动不动就骂别人是“左愤”，其实自己何尝不是“右愤”呢？

去年，大学生抵制家乐福时，我曾写过一篇《抵制家乐福:真情可嘉，理性不足》的文章，细说抵制的不理性。不想竟遭到了一些“理性派”的嘲笑:用得着跟那些“脑残”讲这些道理么，真是废话连篇。既然自诩理性，为什么不讲道理呢，为什么要简单粗暴地全盘否定对方呢，为什么对对方本能的爱国情感缺少基本尊重呢？

许多时候，那些所谓“狭隘民族主义者”的偏激和偏执，都是被霸道的“理性爱国派”逼出来的。自命理性者打压不同声音的霸道，刺激着“非理性者”朝着更偏激的路向走。中国狭隘民族主义的崛起并被底层认同，一大半责任要归绺于那些自命理性者对不同声音的粗暴打压。许多时候“不理性”的爱国，是对一些过度理性、伪理性、奴才理性的应激反应。

理性在中国被许多人嗤之以鼻，因为这个词被自命理性者弄脏了，许多“垄断着理性阐释权的人”本身并不讲理。社会舆论被裹胁着往“网愤”的路径上狂奔，“右愤”们抨击“左愤”“专制，容不得不同观点”，可他们获得主流话语权后，在打压异见上更登峰造极。我很佩服秦晖教授，他也许是惟一一位获得左右认同的学者，为什么？因为他能倾听双方的声音，能看到民族主义中合理的东西，能反思自由主义在民族利益上的欠缺，并努力调和左右冲突、尝试一种公正为本的第三条道路——没有沦为狂热的、听不得任何不同声音、只承认自己自由的“自由专制主义”。

中国需要理性，爱国需要理性，而理性的本体承诺在于，不谋求话语霸道、平心静气地沟通，而不是把理性当作打人的棍子，到处挥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