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声扬：我们继续《时事开讲》，稍早前邱先生提到，温家宝访问学校对于官员来说应该有所启示。但您认为呢？您觉得官员加强自己的知识情怀，究竟有这么重要吗？我们来看一看凤凰网调舆台为我们做的民调结果，大部分认为对，的确有知识情怀的官员，才能够培育出知识情怀的下一代，占将近75%了。认为不一定，但必须要会做事，少数。有学问不等同于能够危机处理，也是少数有最好，但并非先决条件。

邱先生，我们看到大部分的网民都赞同官员应该更加强自己的知识情怀，但是有这个学位，就表示他已经是个好的官员吗？为什么中国现在可以说是博士的人数是每一年越来越增多，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中国：“博士大国”的深层原因

邱震海：这里面是几个问题啊，第一，我提出一个命题，官员要有更多的知识情怀，是指官员不能把知识作为一种装饰品，也不能把装饰作为一种工艺品，而且真正应该把知识作为，无论你只有是执政也好，你思考问题也好，真正那种基础。

那么整个一个民族，如果说它只是把一个学位、把一个学历作为一个点缀品，作为一种工艺品的话，这个民族其实说实在的，是非常虚无的，非常迷盲的。因为在关键的时刻，一个人如果大家去读过温总理已经读了不下100遍的那个《沉思录》的话，《沉思录》里面有一段话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最宁静的是自己的内心，一个人能够获得最大的宁静，是你自己内心的宁静。一个民族同样是如此。

所以我认为一个知识情怀，是整个一个民族它的发展的灵魂。可能在我们现代化的早期，可能是科技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是我们的一个基础。但是到了现在，当我们一方面谈制度，一方面谈文化的同时，其实作为我们每一个个体，要增加自己知识上的一种追求，这种知识不是功利的，不是点缀品的，而是真正使自己内心一种宁静，不迷盲、不空虚。

那么，如果我们全民族的很多个体集合起来，就是一个民族整体，能够做到这样，我们这个民族才能够长久地从容和自在的基础。那么未来也有长久的一种创造力的基础，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刚才你说到至于有知识是不是一定有办事能力，等一下在马英九和刘兆玄这两个今天非常巧，马英九把刘兆玄给K了。

姜声扬：对。

邱震海：等一下在台湾这个问题上，我们也许能够讲的更加仔细一点。叫“有知识不一定是有从政能力”，是另一个问题。

中国：“博士大国”的深层原因

邱震海：但是现在第三个问题，是中国现在遇到另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说的，你说我们中国现在不重视知识吗？中国现在是博士大国，现在有一个数据说中国全国能够授博士点的大学，超过美国，美国才250所，中国有300多所，而且中国每年在生产大量的博士，这个博士当然主要是我们这里高校生产的。

而且这里面，除了一般的博士之外，绝大部分有政府官员，也有企业家，那么这里面我当然相信，相当一部分是有真才实学的，相当一部分人是凭自己的努力，一字一句写出来的博士论文。但是不可否认，里面有相当程度的水份。这里面说明什么？那么这又跟另外一个问题结合起来，最近几年大学在大量的扩招，我们的大学生是大量的在生产，那么有人就说了，这大学生大量生产，大学水平严重的下降，那么如何看这个问题。我认为这里面其实有三个问题我们要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随着教育市场化，我们知道现在教育在慢慢市场化，而产生了大学扩招，它的正面和负面作用到底什么样。我认为这里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

姜声扬：大学扩招表示说人数越来越多，学费增多，许多以前不能上大学的人，现在可以读到高等的教育了。学费一增多，表示学校可以改善读书的环境，聘请优良的师资，这有什么不好？难道还有负面作用吗？

邱震海：这当然一个比较大的负面作用，就是大学整体的水平在下降。因为如果说以前大学生出来，他是达到这个水平，由于你现在很多的资源暂时还跟不上，暂时跟不上所以你出来的大学生水平就有一点下降，这当然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弱点。但是大学扩招以后，你又有一个正面的作用，即使我们能够承认这个大学水平有所下降的话地但是我们知道，中国有13亿、14亿人，以前每个大学生都是天之骄子，就是在我们多少，十几亿人口里面只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或者几十万分之一的人才能上大学，那么这个中华民族整体的水准是无法提高的。

现在如果我们能容忍，暂时水准也许有那么一点点下降，不是下降太多，有一点下降，但是换来的是什么呢？换来的是学到，或者相当一部分能够上大学的年轻人，基本上都受过高等教育。我们知道一个人进过大学校园和没有进过大学校园，你从他的气质，从他的谈吐，从他的认知水准上，这是装不出来的。

姜声扬：对。

邱震海：马上就能够看出来，所以我认为从这意义上说，我们在西方都待过，西方博士很多，大学生很多，但是你看整体的它的一个水准，几十年、几百年这么下来，它民族整体的水准在提高。但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大学在扩招，当然这背后有很多千丝万缕的原因，有大学和经济的原因，有大学和政治的原因，这一部分原因，我们一定要把它解除，大学必须是一个真正的大学，当然你可以搞一些项目，西方也是这样的，有一些产学的联盟。

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刚才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如果大学扩招，本身我认为见仁智，他里面有好的，有不好的，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还是正面作用居多。但是后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产官学，就是经济、政治和学术这三个联盟，接起来联盟就造成什么呢？政治、经济与学术的交易，由此使大学放弃了它本来的一种精神守护的作用。

姜声扬：为什么要放弃精神守护？

邱震海：因为我们知道当然有传统的原因，有现实的原因。传统原因刚才我讲了，中国本来的原因就是我们历史上，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学而优则仕，黑格尔严厉的批评过中国，说中国没有真正的哲学，这当然我认为他有偏颇之处。

但是，中国从来就没有一个“为知识而知识”，追求知识本来的这么一个东西。书念的好了，自然就去做官了，自从孔夫子下来就已经学而优则仕，这是传统文化在我们思想留下来的沉淀。现实当中，我们的大学需要钱，需要钱呢，于是你是就为了五斗米折腰，你可以为了五斗米向产去折腰，可以向官去折腰，而最后呢？最后你放弃的是什么呢？放弃的是大学应有的东西，就是你如何去思考大学的精神守护作用。我们知道一个社会可以是污泥浊水，但是一个社会最后一片绿洲是大学，如果大学也染上了污泥浊水。当然我们说绿洲，不是说让你生活在真空里面，这两者之间要有一个平衡。就像等一下我们要说官员要有知识情怀，不是说书呆子也能够去做官员，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请大家千万不要矫枉过正。

但是我认为，就是这两者之间，一定要保持一个很好的平衡，你绝对不能为了大学的产业化，教育的市场化，而放弃了大学精神、大学使命，大学对社会精神，可以说非常可怜的最后那一道守护作用，如果这一点都守不到了。那么，温家宝说的，这个民族也许只剩下眼望脚底的人，没有一个人仰望星空，这个民族的未来是可悲的。

姜声扬：好，我们先再去一下广告，回头我们再把焦点放在台湾，看看您刚才提到的有学问就一定会是一个好的领导人吗？各位观众休息片刻，回头继续《时事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