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活得太压抑了。”吴江说。

吴江是一个26岁的小伙子。虽然年龄不是很大，但他从2001年起，就连续参加了“迷笛”，只有2006年缺席一次。

吴江生于新疆，是个道地的汉族人。2001年，当吴江从网站上看到迷笛音乐节的消息时，他还是个在太原上学的学生。

从新疆到太原，吸引吴江的，是音乐。在填报高考志愿之前，他在音乐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太原地下乐队的文章，于是就填报了太原的一所财经学校，只身来到山西寻找自己的乐队梦。

大学期间，吴江曾尝试着组一支乐队，但是只坚持了很短的时间。“这么大一所学校，就没有几个人听音乐，别说玩乐队了。”他以前对太原的憧憬被现实击得粉碎：“你看过贾樟柯的电影《小武》吗？除了市貌不同，太原就跟《小武》里的汾阳一样，闭塞、沉闷。”

小众大众

吴江把自己划入这样一群人：有地下情节，走在大众的前面，除了服饰和装扮上有乖张的一面，但主要有一种他“说不清楚的精神”。对于这群人，吴江的总结是：“很难融进制度化的生活，而且特别渴望寻找同类。”

带着寻找同类的向往，他背着背包挤进了北上的火车。这一找，就是6年。

吴江现在正被制度化生活所抛弃，他刚刚辞掉一份策划经理的工作，漂泊于北京。来北京时的一点积蓄几乎全部交了房租，吴江不得不暂时放下“做地下电影”的理想，每天去一些与艺术无关的公司寻找机会。他迫切需要找到一份工作，来释放生活的压力。

在“迷笛”，他找到了同类，找到了那群人。白天跟着音乐狂欢，深夜就躺在礼堂里冰冷的水泥地上，听远处那些无家可归的乐迷们不甘寂寞的吉他声、谈话声，以及与东北金属乐迷、外地扒火车来的兄弟们关于“金属不死”的彻夜长谈。

“早上醒来时，发现自己身上多了一条毯子。”吴江说。在同类那里，他感到了一丝淡淡的温暖。

三天三夜的群体生活，让吴江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发现与他同样感到“压抑”的人大有人在。

吴江说，2004年以前，在“迷笛”上很少能看见通常意义上的白领人群，可是现在，原来人数占绝对优势的导演、作家、歌手、诗人、艺术家和派对动物等先锋人群正在成为少数。“他们都已经进入社会，无奈地被纳入他们曾反感的社会体制。”吴江说。

“迷笛”的操盘手张帆也意识到了人群的大众性变化，“今年增设民谣舞台、Hip-Hop舞台、电子舞台”，都是为了满足这些普通人的兴趣和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