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压娱乐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吴江那样、既喜欢摇滚乐，又用它来排解压力。但参加“迷笛”并置身狂欢场的人们，被残酷地包裹在中国压力人群之中。

北京零点调查公司发布研究报告显示，41.1%的北京白领们正面临着较大的工作压力，61.4%的白领正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心理疲劳。这份报告发表于2003年，四年后的今天虽然没有类似的报告，但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压力有增无减。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教授孙学礼说，现在中国的许多社会现象与日本上世纪60年代有相似的地方：“我们处在向城市化和工业化过渡的时间段。这个期间的主旋律是竞争压力，最先受到影响的就是所谓的社会主流人群。无性婚姻、憔悴青年、过劳死等问题都出现在他们身上。”

娱乐，尤其是有刺激性的娱乐，是释放和舒缓压力最为简单有效的方式之一。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娱乐场所激增：自1983年起的15年时间，中国建有300多家大大小小的游乐场，达到美国几十年间建设游乐场数量的总和。而到2006年年底，四川一个省就拥有歌舞厅、卡拉OK厅、电子游戏场所11668家。

即便如此，孙学礼教授仍然认为：现在的年轻精英们，就算想给自己减压，目前这个环境也没有创造条件。

颠覆张扬

狂欢本身有比减压、宣泄更为吸引人的地方。俄罗斯思想家巴赫金说，狂欢是人们集体创造的一个怪诞的时空广场，是一个“颠倒的世界”。

最早的狂欢节可以追溯到古希腊。酒神祭之后，人们停止工作，走上街头、广场，举行各种游艺活动。

狂欢节最大的特征，就在于各种等级的人们，打破了以往的等级界限，不顾一切官方限制和宗教禁忌，化装游行，滑稽表演，吃喝玩乐，纵情欢娱。

颠覆、张扬、欢饮筵宴，成为狂欢固有的基因。最新一届的“迷笛”基本上具有了狂欢的要素，这一点，音乐节的发起者张帆也不否认。

最关键的是，“迷笛”这种中国式狂欢，在恰当的时机，生根在恰当的土壤中。这个恰当的土壤，就是性格迥异的新一代中国人。

2003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江夏健一通过远距离观察，在《经济学人》上说，中国各地活跃着新一代中国商人，他们“爱钱”、“爱权”、“爱国”。对于更为年轻一代的性格，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程巍则以“叛逆、无理性和排他性”加以概括。

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至现在，从政治层面、经济层面到社会文化层面，都在不断地进行否定与重建，在这期间，个人主义和平等价值观得到普遍的张扬。

狂欢，在新的世纪，终于找到了在中国的落脚点。

然而，吴江对“迷笛”的转型并不是很满意。“现在越来越‘干净’了”。他感叹说。在他身后，有数不清的人们沉浸在纵情欢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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