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辛亥革命后，有没有可能模仿英国的虚君制？与同辈的政治人物相比，孙中山的杰出之处究竟在哪里？在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怎么发挥着作用？今年是孙中山诞辰150周年，近日，《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上下）座谈会举行，凤凰评论《高见》就上述问题对话黄克武、汪朝光、王奇生。
访谈嘉宾：
黄克武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汪朝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副所长
王奇生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江学者
凤凰评论《高见》访谈员：张弘（凤凰网主笔）
清末没有虚君立宪的土壤
凤凰评论《高见》：按照以往习惯的说法，中国人学西方是先从器物层面开始的，然后再进入到制度层面。但是前一段我听秦晖老师讲，中国的那些士大夫对西方的认识，最早就是从制度开始的。比如郭嵩焘，甚至包括刘锡鸿，留欧的时候，刘锡鸿自己在日记里面都说英国的制度好，当然他在朝堂说的又是另外一码事，中国驻美的副使容闳，也很推崇美国自由民主的制度。郭嵩焘等人用儒家的话语来评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认为这就是我们理想的三代之治。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黄克武：秦老师讲的的确有一定的道理。器物、制度到文化三个层面向西方学习，其实应该是在梁启超那个时候就开始提倡这个观念，它是一种特殊的历史视野。但这个特殊的历史视野，是从官方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方向来讲，因为洋务运动最早还是在第一个层面，学的重点是船坚炮利——虽然洋务运动时期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认识西方的制度。其实我的文章也特别讲到，在辛亥革命前的六七十年，知识分子已经开始介绍西方的制度。过去喜欢从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的脉络来讲，是抓住时代大的方向，如果细究的话，历史变化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汪朝光：我理解这一脉络是两个意思，也不能把它固化，一定截然两分，其实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凤凰评论《高见》：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之后，如果不是马上建立共和国，先建立一个虚君共和的制度，可能对中国来说是非常合适的。但是也有反对者认为，中国是因为君主有权力，掌握了军队，掌握了法律，也掌握了臣民的生死，大家才尊重皇权。如果辛亥革命后推一个虚君上去的话，可能大家都不大会尊重那个虚君，当然这是一个假设。那么，当时的中国，建立像英国那种虚君立宪制度的可能性，是否存在？
黄克武：其实晚清的立宪派有一套想法，他们希望从君主专制到开明专制，经过开明专制然后再立宪共和，这基本上是走英国的路。他们觉得不要一步就走向共和，中间多几个阶段。问题就是这个假设，或者立宪派这个主张，在历史上没有实现，这当然牵涉到余英时先生讲的中国近代历史激进化，由于激进化，所以才采取了辛亥革命的路子。
王奇生：在辛亥革命二十周年和三十周年的时候，胡适做过两次纪念辛亥革命的讲话，两个讲话尽管相差十年，但是意思基本一致。他说中国的皇帝跟日本的天皇比较，日本天皇能够延续下来，而中国为什么要把皇帝推翻，把帝制颠覆？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日本天皇之前是一个虚君，一千余年中，日本天皇没有实权，也无权可以为恶，而握有实权的幕府则成为万恶所归，故日本近代忧国之士要起来尊王倒幕。
中国则不然，帝制的罪恶是历史上最显明的事实，故革命起来不能不打倒帝制。后来袁世凯和张勋复辟帝制失败也是这个趋势的旁证。另一方面，清廷到了乾隆以下，已成了强驽之末，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满族的统治权全靠汉族新兴领袖的容忍，所以辛亥革命“排满”成功的意义，只是推倒一个久已不能自存的外族统治，辛亥革命成功之迅速，更可以证明时机的真正成熟。
汪朝光：其实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中国帝制经过两千年的时间已经高度发展。假设辛亥革命建立虚君共和体制，问题在于，作为皇帝本身，他能够虚吗？帝制在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已经比较凝固了，真的很难改变了。我觉得那个假设真的是假设，第一，皇帝可能自己不一定愿意虚；第二，整个社会环境也未必愿意保留虚君。如果继续保留帝制的话，可能皇帝还是想有实质的权力。
凤凰评论《高见》：如果当时是一个汉族政权，情况又会怎样？
王奇生：清朝如果是一个汉族的朝廷，问题肯定会有不同。辛亥革命的诉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反满”为核心的。不过，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革命的策略，民国建立以后革命党人迅速转换策略，强调五族共和，避免了国家分裂，民族分裂。近代以来，世界的所有老大帝国几乎都分裂了，只有中华帝国，除了外蒙古独立以外，基本上延续下来。
汪朝光：即便是汉族皇帝，中国以前改朝换代有的是，两三百年、三五百年总是要改一次，帝制发展高度固化了，君主的权力很难用一种观念，或者用一种其他方法让他虚化。
总体而言，中国的族群融合比较成功，虽然有民族主义的兴起，但是，在漫长的过程中，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种族仇杀。所以，应该感谢像梁启超这样一批人的贡献，在理论上，五族共和早就奠定了基础，尽管他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清王朝，但是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孙中山马上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立即接过当年梁启超提出的中华民族，从这个角度来看，革命派和立宪派，其实都在不同层面上做出了贡献。
黄克武：我们重新看辛亥革命的话，革命党那一条线是主轴，但是革命成功，改革派、立宪派其实贡献非常大，因为梁启超、杨度这些人，早就开始在提倡大民族主义，说孙中山小民族主义不行。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种族仇恨的动员性是一个关键性的角色，他们开始谈到满清入关的时候，嘉定三屠、扬州十日这些事情，重印黄宗羲的著作，把旧仇新恨全部翻出来，作为反满精神的动员。
就动员来说，革命党利用民族主义很成功。但是辛亥革命成功以后，马上就五族共和，这也是吸收了改革派的观点。事实上，辛亥革命在各地的成功，立宪派这些资政、咨议局的议长，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各地的议长都是在辛亥革命起来之后帮助推动了改朝换代。
民族主义是帝国入侵的产物
凤凰评论《高见》：革命党利用了民族主义，那么，你们怎么看民族主义？
王奇生：简单说，只要民族国家存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这样一种意识要完全消泯几乎是不可能的。近代以来，中国的遭遇又有其独特之处，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帝国主义侵略，它是无形的压力。甲午以后，稍微有一点知识的中国人，最大的焦虑是中国会亡国，亡国的焦虑一直持续到1949年，甚至持续到20世纪末。由于亡国的焦虑很急迫，所以救亡的情绪也就很急躁、很激进，容不得慢慢来，也容不得循序渐进。
以国会为例。民国建立以后，开始大家认为只要国会一建立，那中国就有救了，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对国会的想像神圣化。但第一届国会刚运作几个月，大家就对国会迅速失望，因为国会成天吵架，其实国会吵架很正常，西方也是常态，但是我们容不得，大家就开始骂国会，把国会骂得一塌糊涂。认为国会在中国行不通，要另谋新的。其实政体、国体的新旧交替，没有三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是难以完善的，这个过程中间肯定会有问题，有曲折，这很正常。
汪朝光：我个人对民族主义一向持一种比较包容的态度，我一向主张，我们不能提倡狭隘的民族主义，但是理性的、包容的民族主义一定需要，而且一定客观存在。
日本有日本的民族主义，美国有美国的民族主义，我举一个切身经历。七八年前我去日本，在京都做了半年的客座研究员，期间我去东京开一个会，主题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日本的会很多时候是开放给社会大众去听的，当说到改革开放成功的时候，下面比较安静，但说到不足的时候，下面就极其活跃，纷纷提问，你们环境污染或者……其实这是一种日式民族主义。我第一次去美国，去曼哈顿坐渡轮，船上一批中学生演奏美国国歌，全船观众立即肃然起立，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国家的热爱，这也证明人家民族主义教育成功，或者爱国主义教育成功。说起来美国还是个移民国家，但是确实发展出了一种美国的国家意识。
中国本来是东亚文明的中心，后来忽然不是了，还面临各种各样具体的问题，民族主义的反弹，是自然的结果。抗战如果没有民族主义的支撑，真的打不下来。黄埔军校毕业出来，少将以上的军官较少投降日本，说他完全靠纪律的约束也不尽然，这跟他整个氛围他有关联。包括共产党方面也一样，也强调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所以，我们还是该用一种包容、理性的心态去看民族主义，它对中国这么一个超大的、多族群的国家，一定有它正面的意义。但是，要尽量克服它在表现形式，或者一些狭隘的方面。
黄克武：现代中国民族主义跟帝国主义侵略是相关的，也就是说，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没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讲的是天下共主，没有这种自卑感。在帝国主义侵略之下，就产生了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非常情绪性的东西，基本上是一种情感，而不是理智。民族主义其实是近代中国发展的动力，但是要意识到民族主义太过感性，或者情感用事可能带来的危机，不能把它当万变不离其宗的根本，而应是待反省的对象。反日游行的时候，民众把日本的丰田车扳倒，其实就值得反省。
另外一点就是李泽厚讲的，救亡跟启蒙的关系。救亡跟民族主义情绪相关，但是救亡的过程中，怎么样去看待启蒙的一面，尤其是强调群体、国家的时候，怎么样去看待对个人的保障，这一点很关键。李泽厚后来讲说双重变奏，或者说救亡压倒启蒙，是强调在救亡的过程中，启蒙会受到压力，所以如何在追求群体理想的同时，注意到个性、个体的意义和重要性，也是谈到民族主义时要思考的地方。
王奇生：李泽厚讲救亡压倒启蒙，其实，启蒙本身也是救亡，或者是救亡的体现。近代以来，中国人做什么事，都要加上“救国”的名目，如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救国是数代中国人的第一考虑，干什么都是为了救国。
汪朝光：严格说，中国人自身早些时候没有这概念，因为我们自认为大中华，是天下的中心。近代以来中国人忽然意识到他们（西方人）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西方人来了之后，受到刺激产生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有直接影响。
两岸要在孙中山身上找共识
凤凰评论《高见》：今年是孙中山诞辰150周年，《两岸新编的中国近代史·民国卷》中，杨天宏的一章写得非常巧妙。比如，关于孙中山跟袁世凯两个人的权力争夺，孙中山自己当总统的时候他就要搞总统制，不赞成宋教仁的内阁制；等到他要把权力移交给袁世凯的时候，他和其他几个革命党人关起门来搞了一个《临时约法》，又要搞内阁制，因人立法。如果跳出旧的革命史观，从王奇生教授提倡的新革命史观或者是其他的角度来观察，那么对孙中山的观察，也应该有一个新的眼光。那么，到底该如何评价孙中山？
王奇生：台北党史馆的档案中，有一批民国初年汪精卫、吴稚晖、蔡元培等人的来往信件，里面披露了大量民初革命党人对孙中山的不同意见和不满情绪。1914年孙中山再起革命，重建中华革命党。过去学界早已注意到黄兴跟孙中山之间分歧非常大，其实这一时期革命党人之间的岐见与派系纷争，比学界既有认知更为多元、复杂和激烈。中华革命党内部也有很多人不认同孙中山的想法与做法，也不大尊敬孙中山，更没有把孙中山当神，一些人对孙中山有很多意见，当时他们心目中的孙中山形象，完全是多样化的。
革命党人内部有很多人看不起孙中山，孙中山自己又自负，他认为中国人都是无能之辈，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不听他的话。但是，这无损于孙中山作为一个伟人的事实。
汪朝光：孙中山一定不是完人，人无完人，但是他政治上被塑造出来的形象，跟我们学术研究不完全是一回事，政治家有政治家的塑造，学术研究有学术研究的路数。现在《袁世凯全集》已经出了，我们看一下孙袁两人的著作会发现，孙比袁高明。为什么这么说，对当下之观察，我们平民百姓也能做到，作为一个领袖人物，关键是对未来的引领。袁世凯所有著作，你看不出他有什么对未来的引领。平心而论，袁世凯也是一个改革家，他做了刑警改革，外务改革，内政改革等等。但是你去琢磨一下孙中山的建国大纲，民权初步、民生主义、建设规划，你会觉得他对中国有一套构想，也许他的构想有理想主义的一面，但是理想永远是照亮人类前进的一个光芒。至少我看《孙中山全集》和看《袁世凯全集》，我倾向于孙中山更能引领中国走向未来，而袁世凯呢？可能更能作为一个领导人来治具体之政。
现在一说历史出新，真的也出了很多新，颠覆或者改变了许多传统的看法，但传统的看法很多时候并不是一无是处，还真不能忽略传统看法的重要性。比如，革命派和保皇派之争，以前我们的书里写了很多，一定是褒革命党贬保皇派，然后又做了很多的矫正。但是根据最新史料看，真的有两派之争，而且保皇党购枪买炮要暗杀孙中山，这出乎很多史家的意料之外，证明他们的争执有时候很尖锐。
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80年代后史学界用了不少功夫来认定《何梅协定》不存在，它不是一个有法理意义的协定。但是事实上，日本人把《何梅协定》当成有法理意义的协定。为什么卢沟桥事变之后，中日之间很快爆发战争？一个重要原因是蒋介石让中央军回防河北。中国人看来完全没问题，但是蒋又想让外国来调停，结果日本把《何梅协定》出示给英国，英国觉得都订了这协定，这个调停还真是有问题，所以蒋在日记中大骂何应钦。事实证明，虽然中日双方对《何梅协定》看法不同，但在很多外国人看来，它是有效力的，使中国的处境极为被动。所以，传统看法固然有要被抛弃、被改变的一面，否则的话也都不会有新编近代史。但是有些传统的说法，如果仔细衡诸于史实，还是能站得住的，不一定非要把它弃之如敝屣。
黄克武：我上个月底刚好去南京，上了中山陵，在中山陵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个导游在讲，中山陵从下面走到上面有392阶，这392阶是有用意的，3是三民主义，9是九州混一，2是国共和谈，这个解释很有意思。孙中山在台湾被尊为国父，大陆叫革命的先行者。就孙中山的神话来说，台湾绝对比大陆强多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写入《中华民国宪法》第一条。台湾在解严之后，有很多历史的反省，孙中山的神话也逐渐地破除，这个破除可以从好几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就是从立宪派的角度来看，如果不从革命党革命史观路线观察的话，孙中山就不是神化的一部分。
另外一方面，张朋园先生最近写的一本新书叫《从民权到威权》，写1924年之后的联俄容共的事情。他把孙中山思想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民权思想，它是三民主义里民权的部分，走英美议会政治那条路。1924年之后，因为革命不成，孙中山开始重新思索，受到德国民主社会党的影响，开始联俄容共，以党领政，以党建军，所以黄埔军校得以建立，这是另一部分。
孙中山思想这两个部分，恰恰是国共能够和谈的一个接榫点。国民党强调的是民权的部分，包括三个阶段，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理论，而共产党这边强调是联俄容共之后三大政策。两岸和解，孙中山是很好的象征，包括这次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纪念，的确可以找到两岸历史解释的一种共同点，虽然强调的是孙中山思想的不同面向，但毕竟都围绕孙中山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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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辛亥革命后，有没有可能模仿英国的虚君制？与同辈的政治人物相比，孙中山的杰出之处究竟在哪里？在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怎么发挥着作用？今年是孙中山诞辰150周年，近日，《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上下）座谈会举行，凤凰评论《高见》就上述问题对话黄克武、汪朝光、王奇生。
访谈嘉宾：
黄克武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汪朝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副所长
王奇生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江学者
凤凰评论《高见》访谈员：张弘（凤凰网主笔）
清末没有虚君立宪的土壤
凤凰评论《高见》：按照以往习惯的说法，中国人学西方是先从器物层面开始的，然后再进入到制度层面。但是前一段我听秦晖老师讲，中国的那些士大夫对西方的认识，最早就是从制度开始的。比如郭嵩焘，甚至包括刘锡鸿，留欧的时候，刘锡鸿自己在日记里面都说英国的制度好，当然他在朝堂说的又是另外一码事，中国驻美的副使容闳，也很推崇美国自由民主的制度。郭嵩焘等人用儒家的话语来评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认为这就是我们理想的三代之治。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黄克武：秦老师讲的的确有一定的道理。器物、制度到文化三个层面向西方学习，其实应该是在梁启超那个时候就开始提倡这个观念，它是一种特殊的历史视野。但这个特殊的历史视野，是从官方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方向来讲，因为洋务运动最早还是在第一个层面，学的重点是船坚炮利——虽然洋务运动时期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认识西方的制度。其实我的文章也特别讲到，在辛亥革命前的六七十年，知识分子已经开始介绍西方的制度。过去喜欢从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的脉络来讲，是抓住时代大的方向，如果细究的话，历史变化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汪朝光：我理解这一脉络是两个意思，也不能把它固化，一定截然两分，其实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凤凰评论《高见》：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之后，如果不是马上建立共和国，先建立一个虚君共和的制度，可能对中国来说是非常合适的。但是也有反对者认为，中国是因为君主有权力，掌握了军队，掌握了法律，也掌握了臣民的生死，大家才尊重皇权。如果辛亥革命后推一个虚君上去的话，可能大家都不大会尊重那个虚君，当然这是一个假设。那么，当时的中国，建立像英国那种虚君立宪制度的可能性，是否存在？
黄克武：其实晚清的立宪派有一套想法，他们希望从君主专制到开明专制，经过开明专制然后再立宪共和，这基本上是走英国的路。他们觉得不要一步就走向共和，中间多几个阶段。问题就是这个假设，或者立宪派这个主张，在历史上没有实现，这当然牵涉到余英时先生讲的中国近代历史激进化，由于激进化，所以才采取了辛亥革命的路子。
王奇生：在辛亥革命二十周年和三十周年的时候，胡适做过两次纪念辛亥革命的讲话，两个讲话尽管相差十年，但是意思基本一致。他说中国的皇帝跟日本的天皇比较，日本天皇能够延续下来，而中国为什么要把皇帝推翻，把帝制颠覆？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日本天皇之前是一个虚君，一千余年中，日本天皇没有实权，也无权可以为恶，而握有实权的幕府则成为万恶所归，故日本近代忧国之士要起来尊王倒幕。
中国则不然，帝制的罪恶是历史上最显明的事实，故革命起来不能不打倒帝制。后来袁世凯和张勋复辟帝制失败也是这个趋势的旁证。另一方面，清廷到了乾隆以下，已成了强驽之末，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满族的统治权全靠汉族新兴领袖的容忍，所以辛亥革命“排满”成功的意义，只是推倒一个久已不能自存的外族统治，辛亥革命成功之迅速，更可以证明时机的真正成熟。
汪朝光：其实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中国帝制经过两千年的时间已经高度发展。假设辛亥革命建立虚君共和体制，问题在于，作为皇帝本身，他能够虚吗？帝制在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已经比较凝固了，真的很难改变了。我觉得那个假设真的是假设，第一，皇帝可能自己不一定愿意虚；第二，整个社会环境也未必愿意保留虚君。如果继续保留帝制的话，可能皇帝还是想有实质的权力。
凤凰评论《高见》：如果当时是一个汉族政权，情况又会怎样？
王奇生：清朝如果是一个汉族的朝廷，问题肯定会有不同。辛亥革命的诉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反满”为核心的。不过，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革命的策略，民国建立以后革命党人迅速转换策略，强调五族共和，避免了国家分裂，民族分裂。近代以来，世界的所有老大帝国几乎都分裂了，只有中华帝国，除了外蒙古独立以外，基本上延续下来。
汪朝光：即便是汉族皇帝，中国以前改朝换代有的是，两三百年、三五百年总是要改一次，帝制发展高度固化了，君主的权力很难用一种观念，或者用一种其他方法让他虚化。
总体而言，中国的族群融合比较成功，虽然有民族主义的兴起，但是，在漫长的过程中，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种族仇杀。所以，应该感谢像梁启超这样一批人的贡献，在理论上，五族共和早就奠定了基础，尽管他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清王朝，但是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孙中山马上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立即接过当年梁启超提出的中华民族，从这个角度来看，革命派和立宪派，其实都在不同层面上做出了贡献。
黄克武：我们重新看辛亥革命的话，革命党那一条线是主轴，但是革命成功，改革派、立宪派其实贡献非常大，因为梁启超、杨度这些人，早就开始在提倡大民族主义，说孙中山小民族主义不行。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种族仇恨的动员性是一个关键性的角色，他们开始谈到满清入关的时候，嘉定三屠、扬州十日这些事情，重印黄宗羲的著作，把旧仇新恨全部翻出来，作为反满精神的动员。
就动员来说，革命党利用民族主义很成功。但是辛亥革命成功以后，马上就五族共和，这也是吸收了改革派的观点。事实上，辛亥革命在各地的成功，立宪派这些资政、咨议局的议长，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各地的议长都是在辛亥革命起来之后帮助推动了改朝换代。
民族主义是帝国入侵的产物
凤凰评论《高见》：革命党利用了民族主义，那么，你们怎么看民族主义？
王奇生：简单说，只要民族国家存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这样一种意识要完全消泯几乎是不可能的。近代以来，中国的遭遇又有其独特之处，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帝国主义侵略，它是无形的压力。甲午以后，稍微有一点知识的中国人，最大的焦虑是中国会亡国，亡国的焦虑一直持续到1949年，甚至持续到20世纪末。由于亡国的焦虑很急迫，所以救亡的情绪也就很急躁、很激进，容不得慢慢来，也容不得循序渐进。
以国会为例。民国建立以后，开始大家认为只要国会一建立，那中国就有救了，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对国会的想像神圣化。但第一届国会刚运作几个月，大家就对国会迅速失望，因为国会成天吵架，其实国会吵架很正常，西方也是常态，但是我们容不得，大家就开始骂国会，把国会骂得一塌糊涂。认为国会在中国行不通，要另谋新的。其实政体、国体的新旧交替，没有三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是难以完善的，这个过程中间肯定会有问题，有曲折，这很正常。
汪朝光：我个人对民族主义一向持一种比较包容的态度，我一向主张，我们不能提倡狭隘的民族主义，但是理性的、包容的民族主义一定需要，而且一定客观存在。
日本有日本的民族主义，美国有美国的民族主义，我举一个切身经历。七八年前我去日本，在京都做了半年的客座研究员，期间我去东京开一个会，主题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日本的会很多时候是开放给社会大众去听的，当说到改革开放成功的时候，下面比较安静，但说到不足的时候，下面就极其活跃，纷纷提问，你们环境污染或者……其实这是一种日式民族主义。我第一次去美国，去曼哈顿坐渡轮，船上一批中学生演奏美国国歌，全船观众立即肃然起立，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国家的热爱，这也证明人家民族主义教育成功，或者爱国主义教育成功。说起来美国还是个移民国家，但是确实发展出了一种美国的国家意识。
中国本来是东亚文明的中心，后来忽然不是了，还面临各种各样具体的问题，民族主义的反弹，是自然的结果。抗战如果没有民族主义的支撑，真的打不下来。黄埔军校毕业出来，少将以上的军官较少投降日本，说他完全靠纪律的约束也不尽然，这跟他整个氛围他有关联。包括共产党方面也一样，也强调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所以，我们还是该用一种包容、理性的心态去看民族主义，它对中国这么一个超大的、多族群的国家，一定有它正面的意义。但是，要尽量克服它在表现形式，或者一些狭隘的方面。
黄克武：现代中国民族主义跟帝国主义侵略是相关的，也就是说，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没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讲的是天下共主，没有这种自卑感。在帝国主义侵略之下，就产生了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非常情绪性的东西，基本上是一种情感，而不是理智。民族主义其实是近代中国发展的动力，但是要意识到民族主义太过感性，或者情感用事可能带来的危机，不能把它当万变不离其宗的根本，而应是待反省的对象。反日游行的时候，民众把日本的丰田车扳倒，其实就值得反省。
另外一点就是李泽厚讲的，救亡跟启蒙的关系。救亡跟民族主义情绪相关，但是救亡的过程中，怎么样去看待启蒙的一面，尤其是强调群体、国家的时候，怎么样去看待对个人的保障，这一点很关键。李泽厚后来讲说双重变奏，或者说救亡压倒启蒙，是强调在救亡的过程中，启蒙会受到压力，所以如何在追求群体理想的同时，注意到个性、个体的意义和重要性，也是谈到民族主义时要思考的地方。
王奇生：李泽厚讲救亡压倒启蒙，其实，启蒙本身也是救亡，或者是救亡的体现。近代以来，中国人做什么事，都要加上“救国”的名目，如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救国是数代中国人的第一考虑，干什么都是为了救国。
汪朝光：严格说，中国人自身早些时候没有这概念，因为我们自认为大中华，是天下的中心。近代以来中国人忽然意识到他们（西方人）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西方人来了之后，受到刺激产生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有直接影响。
两岸要在孙中山身上找共识
凤凰评论《高见》：今年是孙中山诞辰150周年，《两岸新编的中国近代史·民国卷》中，杨天宏的一章写得非常巧妙。比如，关于孙中山跟袁世凯两个人的权力争夺，孙中山自己当总统的时候他就要搞总统制，不赞成宋教仁的内阁制；等到他要把权力移交给袁世凯的时候，他和其他几个革命党人关起门来搞了一个《临时约法》，又要搞内阁制，因人立法。如果跳出旧的革命史观，从王奇生教授提倡的新革命史观或者是其他的角度来观察，那么对孙中山的观察，也应该有一个新的眼光。那么，到底该如何评价孙中山？
王奇生：台北党史馆的档案中，有一批民国初年汪精卫、吴稚晖、蔡元培等人的来往信件，里面披露了大量民初革命党人对孙中山的不同意见和不满情绪。1914年孙中山再起革命，重建中华革命党。过去学界早已注意到黄兴跟孙中山之间分歧非常大，其实这一时期革命党人之间的岐见与派系纷争，比学界既有认知更为多元、复杂和激烈。中华革命党内部也有很多人不认同孙中山的想法与做法，也不大尊敬孙中山，更没有把孙中山当神，一些人对孙中山有很多意见，当时他们心目中的孙中山形象，完全是多样化的。
革命党人内部有很多人看不起孙中山，孙中山自己又自负，他认为中国人都是无能之辈，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不听他的话。但是，这无损于孙中山作为一个伟人的事实。
汪朝光：孙中山一定不是完人，人无完人，但是他政治上被塑造出来的形象，跟我们学术研究不完全是一回事，政治家有政治家的塑造，学术研究有学术研究的路数。现在《袁世凯全集》已经出了，我们看一下孙袁两人的著作会发现，孙比袁高明。为什么这么说，对当下之观察，我们平民百姓也能做到，作为一个领袖人物，关键是对未来的引领。袁世凯所有著作，你看不出他有什么对未来的引领。平心而论，袁世凯也是一个改革家，他做了刑警改革，外务改革，内政改革等等。但是你去琢磨一下孙中山的建国大纲，民权初步、民生主义、建设规划，你会觉得他对中国有一套构想，也许他的构想有理想主义的一面，但是理想永远是照亮人类前进的一个光芒。至少我看《孙中山全集》和看《袁世凯全集》，我倾向于孙中山更能引领中国走向未来，而袁世凯呢？可能更能作为一个领导人来治具体之政。
现在一说历史出新，真的也出了很多新，颠覆或者改变了许多传统的看法，但传统的看法很多时候并不是一无是处，还真不能忽略传统看法的重要性。比如，革命派和保皇派之争，以前我们的书里写了很多，一定是褒革命党贬保皇派，然后又做了很多的矫正。但是根据最新史料看，真的有两派之争，而且保皇党购枪买炮要暗杀孙中山，这出乎很多史家的意料之外，证明他们的争执有时候很尖锐。
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80年代后史学界用了不少功夫来认定《何梅协定》不存在，它不是一个有法理意义的协定。但是事实上，日本人把《何梅协定》当成有法理意义的协定。为什么卢沟桥事变之后，中日之间很快爆发战争？一个重要原因是蒋介石让中央军回防河北。中国人看来完全没问题，但是蒋又想让外国来调停，结果日本把《何梅协定》出示给英国，英国觉得都订了这协定，这个调停还真是有问题，所以蒋在日记中大骂何应钦。事实证明，虽然中日双方对《何梅协定》看法不同，但在很多外国人看来，它是有效力的，使中国的处境极为被动。所以，传统看法固然有要被抛弃、被改变的一面，否则的话也都不会有新编近代史。但是有些传统的说法，如果仔细衡诸于史实，还是能站得住的，不一定非要把它弃之如敝屣。
黄克武：我上个月底刚好去南京，上了中山陵，在中山陵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个导游在讲，中山陵从下面走到上面有392阶，这392阶是有用意的，3是三民主义，9是九州混一，2是国共和谈，这个解释很有意思。孙中山在台湾被尊为国父，大陆叫革命的先行者。就孙中山的神话来说，台湾绝对比大陆强多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写入《中华民国宪法》第一条。台湾在解严之后，有很多历史的反省，孙中山的神话也逐渐地破除，这个破除可以从好几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就是从立宪派的角度来看，如果不从革命党革命史观路线观察的话，孙中山就不是神化的一部分。
另外一方面，张朋园先生最近写的一本新书叫《从民权到威权》，写1924年之后的联俄容共的事情。他把孙中山思想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民权思想，它是三民主义里民权的部分，走英美议会政治那条路。1924年之后，因为革命不成，孙中山开始重新思索，受到德国民主社会党的影响，开始联俄容共，以党领政，以党建军，所以黄埔军校得以建立，这是另一部分。
孙中山思想这两个部分，恰恰是国共能够和谈的一个接榫点。国民党强调的是民权的部分，包括三个阶段，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理论，而共产党这边强调是联俄容共之后三大政策。两岸和解，孙中山是很好的象征，包括这次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纪念，的确可以找到两岸历史解释的一种共同点，虽然强调的是孙中山思想的不同面向，但毕竟都围绕孙中山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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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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