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座谈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举行。作为大陆、台湾及香港学者共同合作的项目，这套书历时六年完成，分为晚清史两卷，近代史两卷，共240万字，凝聚了数十位学者的学术成果。它为两岸读者建立共同的历时认知搭建了一个优秀的平台，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颗硕果。以下为研座谈会发言精选，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两岸交流，从相互提防到理解
王建朗（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开始于2010年。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两岸学术交流已有二十多年了，学术合作的条件已经成熟。回顾了三十年来两岸交流的情况，感触很深。两岸交流从第三地，美国或日本交流，大家怀着互相提防的心情，到后来逐渐理解，到今天比较融洽，大家感触良多。
黄克武先生的序里，引用最多的是陈三景先生的一段话，他说道：“两岸相遇，犹抱琵琶半遮面”。这是最初的阶段，大家不是很坦率、直接地交流。“轻舟已过，两岸猿声啼不住，万重山”，这时候两岸交流，已经以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了。这些年来，两岸交流确实对两岸学者视野的开阔起到了巨大的影响，彼此打开了视野。这本书里面，好像大陆学者的观点和台湾学者的观点差不多，最后看不出来是大陆学者还是台湾学者写的，经常有这种情况。这说明在很多问题上，两岸的研究已经相当接近了。
我初步看了一下，台湾方面参与人员以近代史所为主体，还有政治大学、东海大学、东华大学、艺术大学等等，香港的有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全书有57章，57位学者，其中大陆学者34位，台湾学者21位，香港学者2位，这样一个构成。基本上每一位作者所撰写的课题，他本人就是这个领域研究的佼佼者。
要说这本书有什么特点的话，我可以概括为“三新”：
一、新合作方式。组织两岸一线学者来撰写中国近代史的书，这是第一次尝试。在这之前，两岸交流有很多方式，比如每年都一起开若干学术研讨会，也有一些专题性的研究，但是两岸学者集中起来，对近代史这样一个大时段各个方面做成体系的梳理，还是第一次。
二、新架构。这部著作采取剑桥中国史的著作方式来做，不是像通常写教科书那样，完全按时段、事件一一道来，它有一个通史性的架构，有一个专题性架构把整个近代时期的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社会、学术发展做了一个全方位的展现。
三、新内容。各位作者虽然是自己领域非常重要的学者，但在撰写时，注意发掘运用新的史料，阐述新的观点。我当时打开第一篇，是全书最年轻的一个作者，提的关于清代外政问题的研究，直接对传统体系提出挑战，这样的篇章很多。
近代这一百多年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也是革命的年代，晚清政府被推翻了，再过几年北洋政府被国民党领导推翻了，最后国民党又被推翻了。革命不断发生，为什么？要探讨这些原因。若干年之后我们再回头来探讨，清为什么垮台，北洋政府为什么垮台，国民党为什么垮台，这时候我们会看得更清楚客观。
总体上讲，本书比较科学、理性地看待清代，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认为既然它是革命对象，就一无是处。清代在最后关头也做过努力，但是努力太迟了，包括北洋政府对政治外交的评价，包括国民政府等等，他们都曾经在历史上有它的努力。
尊重台湾学者，是成功的关键
黄克武（中研院近代史所前所长）：记得2010年金以林先生带队到台北谈这个事情的情景，台湾方面的学者绝对是乐观其成，而且全力以赴去做，所以在台湾20多位学者里面，可以看到除了中研院的学者以外，各大学对于近代史研究比较有成就的学者都有参加。过去三十年之间的密切合作，到这本书的出现，用“水到渠成”四个字概括非常贴切。
以王建朗先生为主的中国大陆历史学界，充分尊重台湾学者的历史见解，这是本书成功的关键。两岸过去长期分治，双方对近代史的看法有很多的差异，这跟国共两党党派意识有关系，也跟不同的学术环境、不同地区对于传统的态度差异有关，由此导致两岸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不同。两种认识在相互影响之中，已经有一些共识产生，包括对于晚清的历史，对于抗战的历史，对于国军在主战场的贡献，对于蒋介石的功过，等等，但双方学者还有一些很微妙的差异。
不过，我在最后定稿时看到，基本上台湾学者相当多的观点都受到包容和肯定。这本书是真正的两岸合作，虽然合作中有不同，但是能不同而和，这是学术界最难得的精神。
张海鹏先生在《人民日报海外版》谈到，这本书在共享史料、共写史书、共鉴史观三个方面跨出了一步，这是非常精准的描写。这部书如果说超越以前，包括早期大家所熟知的近代史教科书，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它充分应用近三十年来开放的各种史料。新史料的开发，让大家有机会去了解历史细致的面相。过去几年，台湾国史馆开放了蒋介石总统档案，我们所也在整理蒋介石总统日记。这些新史料的出土和应用，奠定了这套书的基础。
当然必须很遗憾地说，最近因为台湾政党轮替，台湾国史馆不准大陆和港澳学者去国史馆看档案。这件事情出来之后，我们发表了公开宣言，也在找立法委员开公听会，最近希望会有一些调整。史料是天下的公器，应该尽可能开放。过去台湾是模范生，这次反而表现最差，将来我们会继续努力。
至于这套书中的研究，我有几点具体的想法。
第一，这套书在晚清史部分，对改革跟革命做了更合理的定位。过去是革命为中心的历史书写，但我们对立宪派、改革派的研究发现，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革命派跟改革派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是晚清史一个新的诠释。晚清新政的失败，也并不是像过去所说是清朝政府没有诚意，而是有历史结构性因素在里面，这些都是非常精彩的论断。
第二，对北洋政府的重新定位。过去说北洋政府非常坏，现在对北洋政府有一个比较公允的评估——它有缺点，但是也有成就，特别在内政、司法、外交方面。
第三，国民政府的部分，对国共两党做了一个比较公允的陈述。
第四，以政治史为主轴，但是加上的经济、文化、宗教日常生活部分，结合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形象，不但有大人物的历史，也有小人物的生活。
第五，这部书有两三篇关于台湾的部分，把台湾近代的变迁，纳入中国近代史大的主架构之下，可以看出海峡两岸关系以及台湾学者对这个事情的想法。
第六，引其他人讲这本书的两大优点：一是本书基本代表了学术前沿，所邀请的学者都是恰如其分，其中新意迭出。二是在分量上，两册1200多页，比个人写的详细，适合大众阅读，也适合学校老师做教科书。
在评述国共关系上，本书不带情绪
张海鹏（社科院近代史所前所长）：我最感兴趣的是，这套书是从1840年到1949年，采取这样一个分期法来写。台湾学者过去写中国近代史，基本上不会终止于1949，他们写的《中华民国史》都是要延续下来。大陆方面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最近十几、二十年以来，大体上都采取了1840到1949的时间分段。我估计参与本书写作的台湾20多位学者不一定都同意这个分法，但是他们也容纳了这样一个分期法。
1992年5月，我到台北出席学术讨论会，当时心理上还是紧张的，因为第一次踏上台湾的土地，站上台湾的讲坛，难免会有敌对的情绪。我在中国近代学术讨论会上提供的论文是“黄兴对武昌起义的认识”，与会的学者评论很热烈，吕实强先生介绍我这篇文章时说：张先生写的这篇文章和我们写的一样。这说明我们是有共识的。但是我们同行的学者当中，也有人的文章在会上遭到了很严厉的批评，比如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革命家等提法，他们不同意。
我的文章没有提到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革命家，不是我反对这种提法，而是当时去台湾就有一个认识，我们和台湾学者在若干问题上是有分歧的，不能一上来就把分歧展现在面前，引起争论。所以我的文章台湾学者都认为很好，这表示我们在近代史研究中能够取得共识。
海峡两岸的学者都是中国人，血浓于水，在近代中国许多问题上都会有大致相同的看法，当然有一些问题可能会有分歧。《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这部书很聪明，回避了一些敏感的问题，比如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关系等。不过，我翻了《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中某些章节以后发现，不管台湾还是大陆学者，在国共关系问题上，在抗日战争问题上，在国民党为什么在大陆失败的问题上，大家的分析都是理性的，冷静的，都是不带情绪的。
抓住近代史的魂
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这四本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总计四本）是真正的大著：
首先，作者强大。黄克武先生说恰如其分，作者在不同领域、不同阶段都很有实力，长期研究，的确费了一番工夫，这是它成为大著的重要原因。
其次，结构高明。以政治史为主轴，以社会、文化各个方面作为辅助，但它还不是拼盘，是融会贯通的。比如晚清部分，上来讲的是清代通商与外政制度，19世纪中西关系的演变，把整个近代史放在这样一个起点之下开始讨论，的确是抓住了近代史的魂。包括农民、人口与社会、绅士阶层结构的变动等等，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不是一个拼盘，是真正试图抓住它的纲，所以每章的设计都是精心考虑的，高屋建瓴，而又互相穿插。
再者，内容丰厚。四大本，在已经出版的中国近代史里面，把晚清到民国贯穿起来的本来不多，晚清部分单独来看，也是内容非常丰厚的，专家写的既有宏观，又有微观，点面结合。
这套书真正做到了两岸学者相互学习，黄克武先生说的不同而和。举例来说，晚清的民族主义是沈松侨先生写的，我们已经发表过的大陆学者的不同观点，他全部引用了，但是他自己最后还保持了他的见解，还是强调建构性。尊重台湾学者的观点，和而不同。
他这次写的三部分特别有意思：“黄帝子孙作为族群共同体的中国，保教保国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中国，五族共和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中国”，我觉得他也有意识照顾到大陆学者的观点。他是很有个性的学者，能做到这个份上，我能接受，至少我看了以后觉得他自成一家，合理。在这个有敏感度的问题上能做到这个程度，真正体现了两岸学术交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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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座谈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举行。作为大陆、台湾及香港学者共同合作的项目，这套书历时六年完成，分为晚清史两卷，近代史两卷，共240万字，凝聚了数十位学者的学术成果。它为两岸读者建立共同的历时认知搭建了一个优秀的平台，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颗硕果。以下为研座谈会发言精选，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两岸交流，从相互提防到理解
王建朗（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开始于2010年。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两岸学术交流已有二十多年了，学术合作的条件已经成熟。回顾了三十年来两岸交流的情况，感触很深。两岸交流从第三地，美国或日本交流，大家怀着互相提防的心情，到后来逐渐理解，到今天比较融洽，大家感触良多。
黄克武先生的序里，引用最多的是陈三景先生的一段话，他说道：“两岸相遇，犹抱琵琶半遮面”。这是最初的阶段，大家不是很坦率、直接地交流。“轻舟已过，两岸猿声啼不住，万重山”，这时候两岸交流，已经以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了。这些年来，两岸交流确实对两岸学者视野的开阔起到了巨大的影响，彼此打开了视野。这本书里面，好像大陆学者的观点和台湾学者的观点差不多，最后看不出来是大陆学者还是台湾学者写的，经常有这种情况。这说明在很多问题上，两岸的研究已经相当接近了。
我初步看了一下，台湾方面参与人员以近代史所为主体，还有政治大学、东海大学、东华大学、艺术大学等等，香港的有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全书有57章，57位学者，其中大陆学者34位，台湾学者21位，香港学者2位，这样一个构成。基本上每一位作者所撰写的课题，他本人就是这个领域研究的佼佼者。
要说这本书有什么特点的话，我可以概括为“三新”：
一、新合作方式。组织两岸一线学者来撰写中国近代史的书，这是第一次尝试。在这之前，两岸交流有很多方式，比如每年都一起开若干学术研讨会，也有一些专题性的研究，但是两岸学者集中起来，对近代史这样一个大时段各个方面做成体系的梳理，还是第一次。
二、新架构。这部著作采取剑桥中国史的著作方式来做，不是像通常写教科书那样，完全按时段、事件一一道来，它有一个通史性的架构，有一个专题性架构把整个近代时期的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社会、学术发展做了一个全方位的展现。
三、新内容。各位作者虽然是自己领域非常重要的学者，但在撰写时，注意发掘运用新的史料，阐述新的观点。我当时打开第一篇，是全书最年轻的一个作者，提的关于清代外政问题的研究，直接对传统体系提出挑战，这样的篇章很多。
近代这一百多年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也是革命的年代，晚清政府被推翻了，再过几年北洋政府被国民党领导推翻了，最后国民党又被推翻了。革命不断发生，为什么？要探讨这些原因。若干年之后我们再回头来探讨，清为什么垮台，北洋政府为什么垮台，国民党为什么垮台，这时候我们会看得更清楚客观。
总体上讲，本书比较科学、理性地看待清代，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认为既然它是革命对象，就一无是处。清代在最后关头也做过努力，但是努力太迟了，包括北洋政府对政治外交的评价，包括国民政府等等，他们都曾经在历史上有它的努力。
尊重台湾学者，是成功的关键
黄克武（中研院近代史所前所长）：记得2010年金以林先生带队到台北谈这个事情的情景，台湾方面的学者绝对是乐观其成，而且全力以赴去做，所以在台湾20多位学者里面，可以看到除了中研院的学者以外，各大学对于近代史研究比较有成就的学者都有参加。过去三十年之间的密切合作，到这本书的出现，用“水到渠成”四个字概括非常贴切。
以王建朗先生为主的中国大陆历史学界，充分尊重台湾学者的历史见解，这是本书成功的关键。两岸过去长期分治，双方对近代史的看法有很多的差异，这跟国共两党党派意识有关系，也跟不同的学术环境、不同地区对于传统的态度差异有关，由此导致两岸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不同。两种认识在相互影响之中，已经有一些共识产生，包括对于晚清的历史，对于抗战的历史，对于国军在主战场的贡献，对于蒋介石的功过，等等，但双方学者还有一些很微妙的差异。
不过，我在最后定稿时看到，基本上台湾学者相当多的观点都受到包容和肯定。这本书是真正的两岸合作，虽然合作中有不同，但是能不同而和，这是学术界最难得的精神。
张海鹏先生在《人民日报海外版》谈到，这本书在共享史料、共写史书、共鉴史观三个方面跨出了一步，这是非常精准的描写。这部书如果说超越以前，包括早期大家所熟知的近代史教科书，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它充分应用近三十年来开放的各种史料。新史料的开发，让大家有机会去了解历史细致的面相。过去几年，台湾国史馆开放了蒋介石总统档案，我们所也在整理蒋介石总统日记。这些新史料的出土和应用，奠定了这套书的基础。
当然必须很遗憾地说，最近因为台湾政党轮替，台湾国史馆不准大陆和港澳学者去国史馆看档案。这件事情出来之后，我们发表了公开宣言，也在找立法委员开公听会，最近希望会有一些调整。史料是天下的公器，应该尽可能开放。过去台湾是模范生，这次反而表现最差，将来我们会继续努力。
至于这套书中的研究，我有几点具体的想法。
第一，这套书在晚清史部分，对改革跟革命做了更合理的定位。过去是革命为中心的历史书写，但我们对立宪派、改革派的研究发现，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革命派跟改革派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是晚清史一个新的诠释。晚清新政的失败，也并不是像过去所说是清朝政府没有诚意，而是有历史结构性因素在里面，这些都是非常精彩的论断。
第二，对北洋政府的重新定位。过去说北洋政府非常坏，现在对北洋政府有一个比较公允的评估——它有缺点，但是也有成就，特别在内政、司法、外交方面。
第三，国民政府的部分，对国共两党做了一个比较公允的陈述。
第四，以政治史为主轴，但是加上的经济、文化、宗教日常生活部分，结合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形象，不但有大人物的历史，也有小人物的生活。
第五，这部书有两三篇关于台湾的部分，把台湾近代的变迁，纳入中国近代史大的主架构之下，可以看出海峡两岸关系以及台湾学者对这个事情的想法。
第六，引其他人讲这本书的两大优点：一是本书基本代表了学术前沿，所邀请的学者都是恰如其分，其中新意迭出。二是在分量上，两册1200多页，比个人写的详细，适合大众阅读，也适合学校老师做教科书。
在评述国共关系上，本书不带情绪
张海鹏（社科院近代史所前所长）：我最感兴趣的是，这套书是从1840年到1949年，采取这样一个分期法来写。台湾学者过去写中国近代史，基本上不会终止于1949，他们写的《中华民国史》都是要延续下来。大陆方面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最近十几、二十年以来，大体上都采取了1840到1949的时间分段。我估计参与本书写作的台湾20多位学者不一定都同意这个分法，但是他们也容纳了这样一个分期法。
1992年5月，我到台北出席学术讨论会，当时心理上还是紧张的，因为第一次踏上台湾的土地，站上台湾的讲坛，难免会有敌对的情绪。我在中国近代学术讨论会上提供的论文是“黄兴对武昌起义的认识”，与会的学者评论很热烈，吕实强先生介绍我这篇文章时说：张先生写的这篇文章和我们写的一样。这说明我们是有共识的。但是我们同行的学者当中，也有人的文章在会上遭到了很严厉的批评，比如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革命家等提法，他们不同意。
我的文章没有提到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革命家，不是我反对这种提法，而是当时去台湾就有一个认识，我们和台湾学者在若干问题上是有分歧的，不能一上来就把分歧展现在面前，引起争论。所以我的文章台湾学者都认为很好，这表示我们在近代史研究中能够取得共识。
海峡两岸的学者都是中国人，血浓于水，在近代中国许多问题上都会有大致相同的看法，当然有一些问题可能会有分歧。《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这部书很聪明，回避了一些敏感的问题，比如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关系等。不过，我翻了《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中某些章节以后发现，不管台湾还是大陆学者，在国共关系问题上，在抗日战争问题上，在国民党为什么在大陆失败的问题上，大家的分析都是理性的，冷静的，都是不带情绪的。
抓住近代史的魂
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这四本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总计四本）是真正的大著：
首先，作者强大。黄克武先生说恰如其分，作者在不同领域、不同阶段都很有实力，长期研究，的确费了一番工夫，这是它成为大著的重要原因。
其次，结构高明。以政治史为主轴，以社会、文化各个方面作为辅助，但它还不是拼盘，是融会贯通的。比如晚清部分，上来讲的是清代通商与外政制度，19世纪中西关系的演变，把整个近代史放在这样一个起点之下开始讨论，的确是抓住了近代史的魂。包括农民、人口与社会、绅士阶层结构的变动等等，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不是一个拼盘，是真正试图抓住它的纲，所以每章的设计都是精心考虑的，高屋建瓴，而又互相穿插。
再者，内容丰厚。四大本，在已经出版的中国近代史里面，把晚清到民国贯穿起来的本来不多，晚清部分单独来看，也是内容非常丰厚的，专家写的既有宏观，又有微观，点面结合。
这套书真正做到了两岸学者相互学习，黄克武先生说的不同而和。举例来说，晚清的民族主义是沈松侨先生写的，我们已经发表过的大陆学者的不同观点，他全部引用了，但是他自己最后还保持了他的见解，还是强调建构性。尊重台湾学者的观点，和而不同。
他这次写的三部分特别有意思：“黄帝子孙作为族群共同体的中国，保教保国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中国，五族共和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中国”，我觉得他也有意识照顾到大陆学者的观点。他是很有个性的学者，能做到这个份上，我能接受，至少我看了以后觉得他自成一家，合理。在这个有敏感度的问题上能做到这个程度，真正体现了两岸学术交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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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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