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 简体本《唐君毅全集》发布会暨“现代新儒家与现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成都举行，该活动由宜宾学院等单位主办。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等海外新儒家，如何应对中国历史上的皇权专制主义？新儒家对民主自由等现代价值，该持怎样的态度？就此问题，凤凰评论《高见》专访了曾在这些新儒家门下受教的台湾东吴大学教授黄兆强教授。
访谈嘉宾：黄兆强 台湾东吴大学教授
凤凰评论《高见》访谈员：张弘（凤凰网主笔）
凤凰评论《高见》：我看到你提交的论文里面有一个细节，你当时办《民主评论》杂志，约唐先生写稿。
黄兆强：《民主评论》杂志是徐复观先生1949年在香港创办的。办杂志有三个困难，一个是稿源，一个是经费，一个是读者。徐复观先生1949年在香港得到蒋介石的资助，办这个杂志，当时，国民党在政治和军事上处于共产党下风，就从学术、文化上对抗。具体落实的表现，则是办刊物。徐先生作为主编，请了很多在香港和台湾的著名学者来投稿，其中很重要的投稿者是唐君毅老师，牟宗三老师。
这个杂志办了17年，1949年到1966年，后来撑不住了。而且蒋介石骂，本来给你们钱办杂志，没想到办了杂志以后里面很多文章是骂国民党的。因为国民党想专制，违反民主，徐先生这个杂志既然是《民主评论》，蒋介石的表现跟民主精神背道而驰的话，当然要在文章里面批判。所以从另一方面来讲，蒋介石给了10多年的经费，办了一个骂自己刊物的杂志，这也是很不简单。
凤凰评论《高见》：毛泽东说，百代都行秦政制，唐先生等新儒家对中国古代的专制政治持怎样的看法？
黄兆强：徐复观、唐君毅和牟宗三，三位先生都觉得中国传统是君主专制，民众相对来讲被看贬了。
钱穆先生觉得传统中国不算是专制，只有明清如朱元璋废掉宰相制等等做法，比较专断点，之前很多读书人通过科举制度，或者别的渠道做官，他们来自民间，所以说中国政府是专制的好像不太对，因为里面好多人来自民间。可是徐、唐、牟不太赞同，尤其是张君劢跟徐复观很反对，觉得钱穆先生有点头脑不清。
问题关键在于，权力在皇帝手上，开放一点的皇帝，譬如说唐朝的太宗皇帝，他可以某种程度上允许读书人讲话，可是他不开放的话，完全拿他没有办法，因为没有架构来管得了皇帝。这种情况下，皇帝愿意听，可以给你机会讲，要是不开放的话，可以随时把你罢免掉。
牟先生讲，政治政治，政和治是分开的，政有政权，治有治权，政权是拥有权，治权就是管理权，授权给你，帮皇帝管理一下老百姓，所以政权第一，治权第二。不开放政权给你，除非闹革命把我推翻，要不然这一辈子，下一辈子，儿子辈和孙子辈都统治下去。所以，牟先生是从权力根源上着眼点去衡量。中国从秦始皇到1911年，都是帝王专制的格局。牟老师讲，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那就是皇帝。
谈及恩师对自己的教诲，黄兆强声音哽塞了
凤凰评论《高见》：这是可以理解的，海外新儒家反对专制极权有其合理性。皇帝的为所欲为，在现在被誉为明君的李世民身上就体现得很明白：魏征在世的时候，李世民跟他还可以。魏征死了之后，李世民把魏征的墓给挖了。
黄兆强：唐太宗在世的时候非常敬重魏征，所谓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李世民当了二十几年皇帝，当久了以后越来越霸道，越来越不按牌理出牌了。我特意请教过严耕望老师，唐朝三省制应该相当民主，严耕望老师说，你不要这么天真。关于三省制，理论上权力制约是存在的，可实际的操作层面，皇帝常常把他们架空，因为没办法罢免皇帝，没有宪法管得了皇帝。唐太宗算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开明的皇帝，三省都不见得能管得了他，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
凤凰评论《高见》：从这一点来说，钱穆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感情太深了，一心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辩护。在这一点上，唐先生、牟先生、徐先生会反对他。
黄兆强：徐复观先生说，我跟钱穆都非常爱国，钱穆爱国把好的一面爱了，不好的一面他照爱。任何文化都有好的和不好的，护短就不对了。徐先生说，我爱中国不亚于钱先生，可是该爱的我一定推崇，不好的就要批判，我不是恶意，而希望通过批判它，让大家醒悟过来，原来中国也有不好的一面。好的要推崇，保住，发扬光大，不好的经过批判后慢慢反省和改进，这才是爱之道。
凤凰评论《高见》：刚才说到的唐君毅先生也好，牟宗三先生也好，徐复观先生也好，是否可以理解为他们全都反对专制？
黄兆强：对，我的看法是，真正的儒家都是反对专制的。《尚书》里面就讲，“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就是说上天这个超自然主宰，它没有眼睛，之所以能看到，是透过老百姓的眼光去看，上天所听到的也来自老百姓。这尽管不能说是民主，至少可以说是民本。另外，孔子也讲，天子，大夫，诸侯，这些统治阶层，如果做得不对的话，不妨贬斥他们，讨伐他们，批判他们。由此可见，一个真真正正儒家的话，能够站在老百姓的立场，对当时统治者产生相当程度的批判，甚至于推翻，孔子都不反对。
孟子就更清楚了。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三者之中，最重要的是重视老百姓的生存、权利，重视他们的言论，国家次要一点，最轻的是统治者。孔孟绝对是真儒家的代表。由此可见，真正的儒家一定是反对专制政权的，一定是站在老百姓这边，跟当政者形成某一方面的抗衡。
当时毛泽东批判读书人，把读书人视为臭老九。徐复观老师说，毛泽东这个说法，他相当程度赞成，70%到80%的读书人完全要不得。为什么呢？他们不是帮助老百姓讲话，不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为他们争取福利，反而是为统治阶层张目，所以批判他们、斗争他们是对的，但是也不能够太极端。
统治者常常通过他们的权力招徕很多读书人，为统治者拼命、卖命，这部分人说难听一点是文化打手，帮凶。真正能够挺立起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在威力之下还能够能为老百姓讲话，跟皇帝辩论、对抗的儒家，相对来讲的确是少数。很多人讲儒家是帮凶，他们这样讲不能算是错，因为大部分的法儒，或者是没有骨气的儒者，的确是在帮助统治阶级讲话，这方面值得检讨。
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唐君毅全集（箱装）
凤凰评论《高见》：唐君毅先生从他自己的角度，是怎么批判皇权专制主义的呢？
黄兆强：在我印象中，他对于皇权专制的评价很负面。他曾经讲过，政治一定要发展出民主，以民为主，君为轻，民才是最重要的。唐老师认为，中国要进步的话，政治民主是非走不可的路。可是唐老师稍微有一点补充，他说民主是比较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人文精神，没有人文精神，民主是没有方向的。
民主是量化，投票，500人，251个赞成，249个就输了。问题是251赢了对方两票就是好吗？唐老师讲过，光是量的话，孔子如果生长在现在也不过一票而已，可是孔子的地位不是一般人能比的，在现在来讲，随便投票也算是一票，闭着眼睛乱投也算一票。所以唐老师说，必须有更高的智慧指导，民主才不会失去方向。如果人们素养不够，纯粹为投票而投票，在量上多了一票，少了一票，多一票就赢，少一票就输，完全以量决定，不可取。梁启超也讲过，要开启明智，老百姓智慧开发以后，投票才有意义。完全受人家摆布，没有自主精神的人去投票很可悲，所以必须要有相当程度的教育水平。
凤凰评论《高见》：你说的是选举制度设计上的问题，这在技术上可以解决。像美国的选举人团，孔子可以入选，那个票的分量更重。你刚才所说的徐复观先生的观点很清楚，那牟宗三先生，包括张君劢先生，他们对专制应该也有非常严厉的批评吧？我记得张君劢先生精通宪政，推崇民主，应该说和专制是水火不容。
黄兆强：对，他水火不容。他觉得，民本早就有了，甚至于民主精神也有了，可是只有精神还不足够，缺乏客观的制度。因此，必须由客观机制来落实民主精神。牟先生很清楚，儒家都讲这个精神，黄宗羲也讲到了，但我们没有落实下来，跟现代的民主架构还是不能比，因为民主架构是经过几百年西方慢慢摸索出来的，比较完整和完善。这种制度，中国过去的确没有。
凤凰评论《高见》：刚才说到真儒家肯定反对法家，反对专制。唐先生也好，牟先生也好，徐先生也好，包括张君劢，他们都是这样。钱穆先生是一个历史学家，不能算是新儒家。作为新儒家来讲，这是最基本的底线吧？
黄兆强：大体上可以这么说。儒家分了很多派，正宗的儒家比如说孔孟一派，经常有人误会说三纲五常，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上下尊卑的阶级观点太重了，完全没有平等和民主可言。这个说法也对，可是问题是三纲五常不是孔夫子所讲，它是汉代以后《白虎通义》里提出的，不要把后来汉代的东西糊里糊涂地放到里面，嫁祸于孔孟。他们讲的是君臣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称之为君的话，应该好好按照君的名义去做事情，臣则做臣的事情。君臣义要合，义者宜也，就是适当，君该做什么事情没有做好，臣子没有本分非要听他的不可。所以，这是相对的，不是后来汉朝到了清朝说的“君要臣死，臣不死视为不忠”那种绝对关系。
可以说，反对法家、反对专制是真儒家最基本的底线。最近我看徐先生8万多字的《论史记》，就讲两方面的问题：汉朝统治之下，儒家怎么活过来；儒家精神怎么对抗当时无孔不入的皇帝？
徐先生觉得，政治尽管这么霸道，且无孔不入，可是还有更高的层面，那就是文化领域。尽管皇权在政治领域很霸道，作为一个文化人，作为一个学术人，可以透过笔去批判，可以不生活在皇权底下，尽管写出来的东西不见得能传下去。秦始皇这么霸道，焚书坑儒，后来也有重新出土的以前的古书，六经至少能够保留住了。所以，尽管专制政权无孔不入，也不必太过悲观，因为文化有更强、更有力的生命力。有良心的文化人、儒家，还是能够尽他所能，把皇帝非理性的一面能够揭发出来，流传于后世。
凤凰评论《高见》：专制制度跟儒家所提倡以民为本的价值观完全背道而驰。我特别反感的是，有些搞儒学的人为权力做护院，人家赏了一点残羹剩饭，他就一把扑了上去，为权力张目，甚至敌视自由民主。
黄兆强：站在统治者立场，为权力背书，不配被称为儒家，更不是真正的儒家，这是我所赞同的。可是另外我要讲，明朝时，因为拒绝为发动“靖难之役”的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方孝孺牵连其亲友870余人全部遇害。学生算第十族，假如当时我是方孝孺学生的话，会怎么想？老师的话很慷慨激昂，很有气概，可是站在学生辈，站在方家后代来讲，你一句话我们命都没有了。所以，读书人为了保住性命，为皇帝讲一些话，我觉得是情有可原的。如果不是为生命，只是为了得到一点权力和利益，来帮助统治阶层讲话，用牟宗三先生的话来讲，就是“自贱”，自己作贱自己，根本不配称为读书人，更不要想被称为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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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简体本《唐君毅全集》发布会暨“现代新儒家与现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成都举行，该活动由宜宾学院等单位主办。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等海外新儒家，如何应对中国历史上的皇权专制主义？新儒家对民主自由等现代价值，该持怎样的态度？就此问题，凤凰评论《高见》专访了曾在这些新儒家门下受教的台湾东吴大学教授黄兆强教授。
访谈嘉宾：黄兆强 台湾东吴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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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评论《高见》：我看到你提交的论文里面有一个细节，你当时办《民主评论》杂志，约唐先生写稿。
黄兆强：《民主评论》杂志是徐复观先生1949年在香港创办的。办杂志有三个困难，一个是稿源，一个是经费，一个是读者。徐复观先生1949年在香港得到蒋介石的资助，办这个杂志，当时，国民党在政治和军事上处于共产党下风，就从学术、文化上对抗。具体落实的表现，则是办刊物。徐先生作为主编，请了很多在香港和台湾的著名学者来投稿，其中很重要的投稿者是唐君毅老师，牟宗三老师。
这个杂志办了17年，1949年到1966年，后来撑不住了。而且蒋介石骂，本来给你们钱办杂志，没想到办了杂志以后里面很多文章是骂国民党的。因为国民党想专制，违反民主，徐先生这个杂志既然是《民主评论》，蒋介石的表现跟民主精神背道而驰的话，当然要在文章里面批判。所以从另一方面来讲，蒋介石给了10多年的经费，办了一个骂自己刊物的杂志，这也是很不简单。
凤凰评论《高见》：毛泽东说，百代都行秦政制，唐先生等新儒家对中国古代的专制政治持怎样的看法？
黄兆强：徐复观、唐君毅和牟宗三，三位先生都觉得中国传统是君主专制，民众相对来讲被看贬了。
钱穆先生觉得传统中国不算是专制，只有明清如朱元璋废掉宰相制等等做法，比较专断点，之前很多读书人通过科举制度，或者别的渠道做官，他们来自民间，所以说中国政府是专制的好像不太对，因为里面好多人来自民间。可是徐、唐、牟不太赞同，尤其是张君劢跟徐复观很反对，觉得钱穆先生有点头脑不清。
问题关键在于，权力在皇帝手上，开放一点的皇帝，譬如说唐朝的太宗皇帝，他可以某种程度上允许读书人讲话，可是他不开放的话，完全拿他没有办法，因为没有架构来管得了皇帝。这种情况下，皇帝愿意听，可以给你机会讲，要是不开放的话，可以随时把你罢免掉。
牟先生讲，政治政治，政和治是分开的，政有政权，治有治权，政权是拥有权，治权就是管理权，授权给你，帮皇帝管理一下老百姓，所以政权第一，治权第二。不开放政权给你，除非闹革命把我推翻，要不然这一辈子，下一辈子，儿子辈和孙子辈都统治下去。所以，牟先生是从权力根源上着眼点去衡量。中国从秦始皇到1911年，都是帝王专制的格局。牟老师讲，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那就是皇帝。
谈及恩师对自己的教诲，黄兆强声音哽塞了
凤凰评论《高见》：这是可以理解的，海外新儒家反对专制极权有其合理性。皇帝的为所欲为，在现在被誉为明君的李世民身上就体现得很明白：魏征在世的时候，李世民跟他还可以。魏征死了之后，李世民把魏征的墓给挖了。
黄兆强：唐太宗在世的时候非常敬重魏征，所谓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李世民当了二十几年皇帝，当久了以后越来越霸道，越来越不按牌理出牌了。我特意请教过严耕望老师，唐朝三省制应该相当民主，严耕望老师说，你不要这么天真。关于三省制，理论上权力制约是存在的，可实际的操作层面，皇帝常常把他们架空，因为没办法罢免皇帝，没有宪法管得了皇帝。唐太宗算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开明的皇帝，三省都不见得能管得了他，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
凤凰评论《高见》：从这一点来说，钱穆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感情太深了，一心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辩护。在这一点上，唐先生、牟先生、徐先生会反对他。
黄兆强：徐复观先生说，我跟钱穆都非常爱国，钱穆爱国把好的一面爱了，不好的一面他照爱。任何文化都有好的和不好的，护短就不对了。徐先生说，我爱中国不亚于钱先生，可是该爱的我一定推崇，不好的就要批判，我不是恶意，而希望通过批判它，让大家醒悟过来，原来中国也有不好的一面。好的要推崇，保住，发扬光大，不好的经过批判后慢慢反省和改进，这才是爱之道。
凤凰评论《高见》：刚才说到的唐君毅先生也好，牟宗三先生也好，徐复观先生也好，是否可以理解为他们全都反对专制？
黄兆强：对，我的看法是，真正的儒家都是反对专制的。《尚书》里面就讲，“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就是说上天这个超自然主宰，它没有眼睛，之所以能看到，是透过老百姓的眼光去看，上天所听到的也来自老百姓。这尽管不能说是民主，至少可以说是民本。另外，孔子也讲，天子，大夫，诸侯，这些统治阶层，如果做得不对的话，不妨贬斥他们，讨伐他们，批判他们。由此可见，一个真真正正儒家的话，能够站在老百姓的立场，对当时统治者产生相当程度的批判，甚至于推翻，孔子都不反对。
孟子就更清楚了。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三者之中，最重要的是重视老百姓的生存、权利，重视他们的言论，国家次要一点，最轻的是统治者。孔孟绝对是真儒家的代表。由此可见，真正的儒家一定是反对专制政权的，一定是站在老百姓这边，跟当政者形成某一方面的抗衡。
当时毛泽东批判读书人，把读书人视为臭老九。徐复观老师说，毛泽东这个说法，他相当程度赞成，70%到80%的读书人完全要不得。为什么呢？他们不是帮助老百姓讲话，不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为他们争取福利，反而是为统治阶层张目，所以批判他们、斗争他们是对的，但是也不能够太极端。
统治者常常通过他们的权力招徕很多读书人，为统治者拼命、卖命，这部分人说难听一点是文化打手，帮凶。真正能够挺立起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在威力之下还能够能为老百姓讲话，跟皇帝辩论、对抗的儒家，相对来讲的确是少数。很多人讲儒家是帮凶，他们这样讲不能算是错，因为大部分的法儒，或者是没有骨气的儒者，的确是在帮助统治阶级讲话，这方面值得检讨。
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唐君毅全集（箱装）
凤凰评论《高见》：唐君毅先生从他自己的角度，是怎么批判皇权专制主义的呢？
黄兆强：在我印象中，他对于皇权专制的评价很负面。他曾经讲过，政治一定要发展出民主，以民为主，君为轻，民才是最重要的。唐老师认为，中国要进步的话，政治民主是非走不可的路。可是唐老师稍微有一点补充，他说民主是比较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人文精神，没有人文精神，民主是没有方向的。
民主是量化，投票，500人，251个赞成，249个就输了。问题是251赢了对方两票就是好吗？唐老师讲过，光是量的话，孔子如果生长在现在也不过一票而已，可是孔子的地位不是一般人能比的，在现在来讲，随便投票也算是一票，闭着眼睛乱投也算一票。所以唐老师说，必须有更高的智慧指导，民主才不会失去方向。如果人们素养不够，纯粹为投票而投票，在量上多了一票，少了一票，多一票就赢，少一票就输，完全以量决定，不可取。梁启超也讲过，要开启明智，老百姓智慧开发以后，投票才有意义。完全受人家摆布，没有自主精神的人去投票很可悲，所以必须要有相当程度的教育水平。
凤凰评论《高见》：你说的是选举制度设计上的问题，这在技术上可以解决。像美国的选举人团，孔子可以入选，那个票的分量更重。你刚才所说的徐复观先生的观点很清楚，那牟宗三先生，包括张君劢先生，他们对专制应该也有非常严厉的批评吧？我记得张君劢先生精通宪政，推崇民主，应该说和专制是水火不容。
黄兆强：对，他水火不容。他觉得，民本早就有了，甚至于民主精神也有了，可是只有精神还不足够，缺乏客观的制度。因此，必须由客观机制来落实民主精神。牟先生很清楚，儒家都讲这个精神，黄宗羲也讲到了，但我们没有落实下来，跟现代的民主架构还是不能比，因为民主架构是经过几百年西方慢慢摸索出来的，比较完整和完善。这种制度，中国过去的确没有。
凤凰评论《高见》：刚才说到真儒家肯定反对法家，反对专制。唐先生也好，牟先生也好，徐先生也好，包括张君劢，他们都是这样。钱穆先生是一个历史学家，不能算是新儒家。作为新儒家来讲，这是最基本的底线吧？
黄兆强：大体上可以这么说。儒家分了很多派，正宗的儒家比如说孔孟一派，经常有人误会说三纲五常，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上下尊卑的阶级观点太重了，完全没有平等和民主可言。这个说法也对，可是问题是三纲五常不是孔夫子所讲，它是汉代以后《白虎通义》里提出的，不要把后来汉代的东西糊里糊涂地放到里面，嫁祸于孔孟。他们讲的是君臣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称之为君的话，应该好好按照君的名义去做事情，臣则做臣的事情。君臣义要合，义者宜也，就是适当，君该做什么事情没有做好，臣子没有本分非要听他的不可。所以，这是相对的，不是后来汉朝到了清朝说的“君要臣死，臣不死视为不忠”那种绝对关系。
可以说，反对法家、反对专制是真儒家最基本的底线。最近我看徐先生8万多字的《论史记》，就讲两方面的问题：汉朝统治之下，儒家怎么活过来；儒家精神怎么对抗当时无孔不入的皇帝？
徐先生觉得，政治尽管这么霸道，且无孔不入，可是还有更高的层面，那就是文化领域。尽管皇权在政治领域很霸道，作为一个文化人，作为一个学术人，可以透过笔去批判，可以不生活在皇权底下，尽管写出来的东西不见得能传下去。秦始皇这么霸道，焚书坑儒，后来也有重新出土的以前的古书，六经至少能够保留住了。所以，尽管专制政权无孔不入，也不必太过悲观，因为文化有更强、更有力的生命力。有良心的文化人、儒家，还是能够尽他所能，把皇帝非理性的一面能够揭发出来，流传于后世。
凤凰评论《高见》：专制制度跟儒家所提倡以民为本的价值观完全背道而驰。我特别反感的是，有些搞儒学的人为权力做护院，人家赏了一点残羹剩饭，他就一把扑了上去，为权力张目，甚至敌视自由民主。
黄兆强：站在统治者立场，为权力背书，不配被称为儒家，更不是真正的儒家，这是我所赞同的。可是另外我要讲，明朝时，因为拒绝为发动“靖难之役”的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方孝孺牵连其亲友870余人全部遇害。学生算第十族，假如当时我是方孝孺学生的话，会怎么想？老师的话很慷慨激昂，很有气概，可是站在学生辈，站在方家后代来讲，你一句话我们命都没有了。所以，读书人为了保住性命，为皇帝讲一些话，我觉得是情有可原的。如果不是为生命，只是为了得到一点权力和利益，来帮助统治阶层讲话，用牟宗三先生的话来讲，就是“自贱”，自己作贱自己，根本不配称为读书人，更不要想被称为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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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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