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一九七八年底，诗刊《今天》诞生在北京郊区一间狭小的农舍。《今天》在中国出现，无疑与文化革命中成长的那代人有关。他们在迷失中寻找出路，在下沉中获得力量，在集体失语的沉默中吶喊，《今天》的影响远远超出文学以外。在《今天》创刊三十周年之际，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了创办者北岛。

摘录：

北岛：独立身份与思想自由固然重要，但在目前中国与世界这个大的语境中，“强硬的文学精神”则更贴切、更有意义。回首三十年，《今天》一直处在逆境中，靠的正是这种“强硬的文学精神”突破重围，走出谷底。如果说一个民族需要那么一种精神的话，《今天》就应该是这种精神——它是无权者的权力，无产者的财富，无家可归者的家园。

记者：刘溜

“《今天》的出现释放了巨大的能量”

经济观察报:我原来以为《今天》只是诗歌刊物。

北岛:《今天》从一开始就是综合性的文学杂志。后来说《今天》是个诗歌刊物，是因为诗歌影响大，往往遮掩了其他门类的光芒。比如，《今天》的小说很重要，出了像史铁生、万之、刘自立等具有原创性的小说家，领风气之先。而评论也并不弱，包括像阿城、黄子平等都是先在《今天》崭露头角的。

经济观察报:你和芒克、多多他们后来都被归入“朦胧诗派”，但你认为你们是“今天诗派”。

北岛:有个误解。当时《诗刊》的副主编邵燕祥是我的朋友，他把《今天》创刊号上的《回答》和舒婷的《致橡树》，分别发在《诗刊》1979年的第三期和第四期上。《诗刊》当时发行量很大，超过上百万份，无疑对“今天诗派”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在后来官方关于朦胧诗的讨论中，却不能提到《今天》。由于缺席，就只剩下“朦胧诗派”这个官方标签了。

经济观察报:《今天》在当时已经是个禁忌了吗？

北岛:当然是禁忌。除了一小部分《今天》的读者，大多数人无法得知所谓“朦胧诗”的来龙去脉，我们当时根本没有发言权。然而，历史从来没有什么定论，总是在不断重写的。在重写过程中，命名极为重要，因为诗歌本身就是一种命名，对世界的命名。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今天诗派”长期被“朦胧诗派”这个含混的官方命名所遮蔽，是除掉这个遮蔽的时候了。

经济观察报:能否谈谈“今天诗派”（或“朦胧诗派”）与“伤痕文学”的关系。

北岛:去年在澳门举办的关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研讨会上，一个复旦的教授，居然说“伤痕文学”也包括所谓的“朦胧诗”，我很生气，站起来反驳他说，你既然研究“伤痕文学”与“朦胧派”，怎么连《今天》创刊号都没认真读过？我们在创刊号上惟一的评论文章，就是针对伤痕文学的，评的是伤痕文学的代表人物刘心武的短篇小说《醒来吧弟弟》。

经济观察报:批判“伤痕文学”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北岛:“伤痕文学”基本上是工农兵文艺的变种，是主流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政治性表达，使文学再次成了工具，失去了文学的自主性和丰富性。我看这些教授脑袋进水了，抱残守缺，这么多年过去了，却连一点儿长进都没有。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今天》是一个纯文学杂志，但很多人还是会把《今天》跟政治联系到一起。

北岛:所谓“纯文学”只在当时的语境中有意义，那是政治压倒一切的时代，在那样的语境中，提出“纯文学”就是一种对政治的反抗。

经济观察报:八十年代初民刊很多，写诗的人也特别多，知名诗人有很大影响力。

北岛:《今天》的出现释放了巨大的能量，那是精神的能量，语言的能量。这和精神与语言长期处在高压状态下有关。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转折期，诗歌承担了过于沉重的负担。诗人甚至一度扮演了类似如今歌星的角色，那也是反常的现象。直到1985年，特别是1989年以后，商业化的浪潮席卷中国，诗歌重新边缘化。这一高潮的尾声是1986年在成都举办的《星星》诗歌节，叶文福、舒婷、杨练、顾城和我都去了。叶文福最受欢迎，他写的是政治讽刺诗，比如有首诗叫《将军，你不能这样做》，非常直接，针对社会上的腐败现象，比如，将军如何占据幼儿园建造了自己的住所。

经济观察报:没听说过叶文福。

北岛:在诗歌节期间，叶文福被几个女“粉丝”包围着，有点儿像毛泽东。我后来在文章里写道:“叶文福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而毛泽东是晚年的叶文福。”他在舞台上朗诵时，听众中居然有人高喊“叶文福万岁”。他真的可以发动一场革命，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本人也会成为腐败的根源。

经济观察报:复刊后的《今天》的内容有什么不同吗？

北岛:在海外复刊后，《今天》一度处境尴尬。首先是在商业化的冲击下，中国文学处于低谷，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说，孤悬海外，读者非常有限，加上财力人力上的种种压力。我们为此作出调整，继续寻找有潜力的青年作者的同时，我们把部分注意力转到文化批评上，支持那些边缘化的艺术门类，比如先锋戏剧、独立电影等。在海外复刊后，《今天》编了很多专辑，大的就有40多个。我们下一期编的是“建筑与都市”专辑，讨论中国城市建筑的问题与危机。

经济观察报:你刚说中国文化有很多问题，是哪些问题？

北岛:首要的是批评的缺席，现在不仅是美术，也包括文学、电影、戏剧等各个门类，都有这样的危机。不仅没有严肃的批评，甚至各种直接或变相收买的腐败现象泛滥成灾，这首先始于美术界和电影界，现在已蔓延到各个领域。如果再不正视这一问题，中国文化就烂透了。

尽管《今天》影响有限，但我们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今年春季号是由刘禾编辑的“中国诗歌:困境与思考”，就是比较系统的诗歌理论专号，这样严肃的批评在国内几乎已销声匿迹了。今年的秋季号和冬季号连发了两期“七十年代”专号，通过集体的回忆来改变历史书写的方式，展现七十年代特殊的质感。

经济观察报:作这些批评你们没有压力吗？

北岛:《今天》的好处是，有商业化的压力，没有意识形态的压力，而商业化的压力在编辑过程中也是不存在的——没有广告，不考虑任何商业诉求。这在当今的中国文学中是非常独特的现象。当然，我们得想办法募捐筹款。在这方面我们很幸运，总是在最艰难的时候有“贵人相助”。

经济观察报:韩东说《今天》的启示在于，“独立身份以及思想自由的必要”，你觉得这两点总结得准确吗？

北岛:我不知道韩东做过这样的总结，只知道他为《今天》三十周年所写的感言中这样说:“‘今天’在我看来不仅是一本文学刊物，不仅是一群写作的人以及某种文学风貌，更是一种强硬的文学精神。”独立身份与思想自由固然重要，但在目前中国与世界这个大的语境中，“强硬的文学精神”则更贴切、更有意义。回首三十年，《今天》一直处在逆境中，靠的正是这种“强硬的文学精神”突破重围，走出谷底。如果说一个民族需要那么一种精神的话，《今天》就应该是这种精神——它是无权者的权力，无产者的财富，无家可归者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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