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与《今天》的三十年

作者:刘溜

2008年12月8日晚，诗人廖伟棠和我去见北岛，约定的地点是香港马鞍山的“映山红”中餐馆，北岛要请客吃饭。北岛已经先到了，坐在餐桌边，手持厚厚的菜单翻看着。见我们到了，他站起身来跟我们握手，身穿一件非常合身的中长黑皮衣，瘦长，清峻，孤高，但是有温和的微笑。

北岛感冒了，发着烧，嗓音低哑，间或咳嗽几声。尽管自己不能吃辣，他还是为我们点了水煮牛肉和酸辣汤。他吃得很少。“你们多吃点”，他微笑着再三劝道，像一位和蔼的父亲。

那些天他无比忙乱，为12月12日举办的《今天》三十年诗歌朗诵会作着种种繁琐、细致的准备工作。他自己逐一给邀请名单中的十多位诗人兼老友打电话:芒克、舒婷、严力、翟永明、韩东、欧阳江河、西川、柏桦、宋琳、朱朱、孟浪、廖伟棠。

吃饭时，他说他想到了一个有趣的主意，“我打算朗诵会那天，台上的诗人和台下的听众，都没有椅子，就坐在一捆捆书上”。

饭后我们步行去北岛的工作室采访聊天，一路上安静少人。他的小儿子年方四岁，活泼好动，他在家里难以静下来写作，于是租下附近宾馆的一个房间作为工作室。房间里除了桌椅等家具外，别无余物。他和廖伟棠费力地将一张长桌从里屋搬至客厅的靠窗处，他将在窗边写作。

北岛语速较慢，不时略带迟疑地停顿，用词谨慎节制。他即将六十岁了，由于种种因素，自八十年代末移居国外至今，很少回过北京。在香港他最常去的是一家叫“老北京”的餐馆，他跟老板很熟，可自带酒水。

自2008年春天起，北岛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讲座教授，定居香港，与家人团聚，生活终于安稳下来。当我问他在居住过的国家中最喜欢哪儿时，我很快意识到，这样问一个六年间辗转七个国家、搬家十五次的人，是多么愚蠢。“我一无所有地漂流……”这是他喜欢的秘鲁诗人瓦耶霍的诗句。

多年来的颠沛流离，在他身上打上了深刻的印记，沉郁少言，固执坚守，平静之中仍透露出忧愤。迁至香港后，他仍然批判商业化，批判中产生活对精神的腐蚀，像一个清教徒一样对物质生活保持着高度警惕。

跟北岛一样，《今天》杂志也是命运多舛，三十年中历经长期被禁、艰难复刊、海外辗转迁址。诗人与《今天》，仿佛是一对相依为命的孤儿，组成了一个坚牢的家庭。

近午夜时分，我们在路口告别，空气清新，有些许凉意。北岛肩挎一只黑色书包，独自步行回家。

三十年前，在《今天》创刊号的发刊词中，北岛写道:“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

1978年12月20日，在北京亮马河畔的一间农民房——这儿是陆焕兴家——北岛、芒克、黄锐等七个年轻人都到齐了，拉上窗帘，围着一台又旧又破的油印机，共谋“秘密行动”的激情振奋着每一个人。在昏暗的灯光下，七个人动手干活，从早到晚连轴转，干了三天两夜。陆焕兴为大家做饭，每天三顿炸酱面。

“半夜一起出去解手，咯吱咯吱踩着积雪，沿小河边一字排开拉屎，眺望对岸使馆区的灯光。河上的脏冰反射着乌光。亮马河如同界河，把我们和另一世界分开。”北岛在《断章》一文中回顾了当时的情景。

12月22日——这一天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晚上十点半，终于完工，屋子里堆满了散发着油墨味的纸页。七人骑车到东四十条的饭馆，要了瓶二锅头，为《今天》的秘密诞生干杯。接着众人商量把《今天》宣传单贴到哪些地方，又由谁去张贴。北岛和陆焕兴、芒克三人自告奋勇，此去“凶多吉多”。

跟朋友们告别后，在回家路上，北岛骑车骑得摇摇晃晃，不成直线，街上空无一人，“翘起的屋檐像船航行在黑夜中”，在《断章》的最后中他感慨道，“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青春真美”。

第二天，北岛和陆焕兴、芒克三个人骑着车四处张贴 《今天》，“三个工人两个单身，无牵无挂的，从我们家出发，我拿一个桶打好糨糊——这是在‘文革’的时候学会的。一人拿着扫帚涂糨糊，然后另一个人贴，因为冬天很冷，必须贴得快，要不然糨糊就会冻住，还得放盐防冻”。

他们把《今天》贴到北京当时重要的场所，西单、中南海、文化部，还有《诗刊》杂志社、《人民文学》杂志社、社科院、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胆挺大的。”北岛说，“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门口碰到了徐晓，以前就认识她。我们正黑乎乎地往墙上贴的时候，她忽然间冲过来。徐晓就这样接上了，她也很吃惊。第二天贴到大学区，包括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

很快徐晓成为 《今天》的重要成员。后来她在文章中回忆当时的北岛:“他高而瘦而白，留那种最普通的学生头，穿一件洗旧了的蓝色棉布大衣，戴一顶浅色毛皮帽子，性格抑郁不善言谈。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不会高声说话，也没有激烈的言辞，他的执着深藏在不苟言笑的矜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