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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文中镌刻的“违千人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在这些史实中可以找到元气淋漓的生动见证。即便时光远去，站在今天遥望西南联大传统，我们也不能只剩下遥望，而是在历史中找回富有生命力的起点。
“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人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冯友兰做过8年的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他在起草这篇著名的西南联大纪念碑文时，这位冷静的哲学家内心一定涌动着一股激情。强寇压境，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名校被迫南迁，合组西南联大。如果从组建“长沙临时大学”算起，转眼已有70个年头。几天前，三校的现任校长齐聚南开大学，为复制的西南联大纪念碑揭幕（据新华社报道）。
也许比立碑更重要的就是真正传承西南联大的学统，比热闹的纪念更重要的是默默发扬西南联大的精神品格。兼容并包也好，学术自由也好，简而言之，西南联大的传统首先就是对“学本位”的坚守。以学术为本，以教学为本，以教师为本，以学生为本，本来即是普世公认的大学原则，不独西南联大如此。令后人感到安慰和欣喜的是，即使在战火绵延、民族危亡的年代，西南联大仍始终坚持学术自由、教学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教授会代表的选举一直没有中断，学校的重大事情都经过教授会议讨论决定。曾经在西南联大求学的学子，回首当年，对这所战时大学更是心存感念，何兆武、许渊冲、赵瑞蕻……他们的回忆都令人悠然神往。
当年，闻一多教授为研究生王遥毕业论文初试一事，写信给主持校务的常委梅贻琦和教务长潘光旦，将有关事项一一开列在信上，包括要“文书科办通知”，“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邀请哪些教授出席，等等。第二天，梅贻琦的批复只有两个字：“照办”。这不过是平平常常的一件小事，校方尊重教授，“文书科”、“事务组”这些行政后勤人员为教学、为教授乃至为学生服务，这一点在西南联大和更早的清华、北大、南开都已形成惯例。正是在这种“学本位”的氛围中，老师埋头治学，学生一心求学，课堂内外弥满了学术的空气，物质上的极度贫乏与他们精神的富足构成巨大的反差。许多教授一生中最好的著作是那个时候写的，许多学生把这段生活看作是一生的好时光。
可以说，那个存亡绝续的关头，西南联大所代表的大学，《大公报》代表的报业，商务印书馆代表的出版业，就是中国的精神柱石，是民族文化不灭的象征，它们辗转流徙，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坚持“世界胸怀”和“中华情结”，创造并留下了一个值得我们永远追寻的传统，这个传统中，不畏强势、傲然独立也是它不可忽略的精神内核之一。
陈立夫做战时教育部长，试图统一大学的课程教材，西南联大的教授拍案而起，校方和他们站在一起，1940年6月10日，经西南联大教务会议通过，正式致函教育部，要求教育行政当局给学校更多的教学自由，对于统一大学课程教材和学生成绩考核办法等，他们逐条予以反驳，有理有据，其中庄严指出：“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这是西南联大守护“学本位”传统的一次经典性努力。
值得一提的还有教授们并没有把自己关在学术的象牙塔里，两耳不闻窗外事，在致力于专业研究和教学之余，他们关怀国事，时刻牵挂着本民族的命运，这也是西南联大传统中不可遗忘的一部分。抗战胜利之际，包括朱自清、闻一多、张奚若、汤用彤、钱端升在内的十教授，联名写给国、共两党领袖的那封公开信，仅仅是书生问政的一个普通例子，在“治乱间不容发”的历史关头，这些知识分子不会选择沉默，他们要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碑文中镌刻的“违千人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在这些史实中可以找到元气淋漓的生动见证。即便时光远去，站在今天遥望西南联大传统，我们也不能只剩下遥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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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傅国涌
编辑：
吴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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